序言
1895年日本入主台灣之後，台灣原住民族被歸類為「野蠻人」、「生蕃」，其傳統領域藉以「無主地」被收歸為「官有地」，其對外來入侵掠奪領土資源者以「出草」等動之傳統文化時反被稱為違法反抗或叛亂行為而遭受軍警武力討伐到投降「割地賠罪」。這種台灣原住民族保衛自己祖傳土地，卻被外來殖民入侵者否決。台灣原住民族來說日本國家只不過是不斷地否認、壓迫、強制且掠奪者。然日本與台灣原住民族之間的緊張關係到1930年霧社事件為分水嶺，因為日警「理蕃」當局轉以文化懷柔政策改採「皇民化」。
本文探討被命名為「高砂族」的台灣原住民族，被灌輸日警軍向「國家意識」的一連串過程。以證明「高砂族」經當局「皇民化」意圖成為偏激好戰的「高砂族」。然從「理蕃」政策上的「自主」、「自立」到「志願軍夫」的過程中，被命名為「高砂族」的台灣原住民族，也從中喚起民族的「自主」與「尊嚴」。
關鍵詞：日本殖民統治，「理蕃」政策，皇民化，高砂族，協助戰爭，國家認同
目次
1930年霧社事件以後，日本的台灣總督府「理蕃」政策，產生很大的改變。其中最重要的修正，乃從以往的「鎮壓」、「取締」，修正為將徹底執行「教化」政策。根據1931年12月公佈的「理蕃大綱」，第一條即明白表示其宗旨：「政策要點在教化蕃人，以圖安定蕃人的生活，使其身沐於一視同仁的聖德。」「教化」由使用日語作為日常生活的語言開始，一直到定耕集約式的水田耕作，施以醫療衛生等移風易俗的方式。另外強調政策執行者警察，其人品的重要性，必須要以誠信懇切的態度面對「蕃人」，應當選拔沈著敦厚之人，並且給予其優渥的待遇，且避免隨意遷調及擔任永久性服務者，作為主管[1]。除此之外，為徹底進行「教化」，將道路修築，列為重點施政，以求交通便利。「教化」的另一意圖，是「蕃地」的平地化，與「蕃人」概念的解體，以及山地資源的開發。
「蕃人」概念的解體，是隨著強化「教化」政策，先從地方當局向中央反映「不便使用生蕃、蕃人等用詞」開始，接著於1935年，在行政部門公文表示上，完全改用「高砂族」一詞，可以窺豹一斑[2]。
1935年台灣總督府舉辦「始政40週年博覽會」紀念活動，除了讓人留下對台灣扮演「南進政策之入口」的印象之外，更特別展現了「理蕃」完成的豐碩成果。在會場第二文化室中，展示九族自古以來的傳統文物，以及新「理蕃」的成果，示以駐在所為中心，形成聚落型的「移住地」部落，展現經由日警教導正從「野蠻」脫離到日式「文明」之途[3] 。
在該博覽會舉行的期間，日警為「教化」目的，從山上動員「高砂族」26540人（佔7.12%）到台北參加博覽會[4]。然在10月29日在警務局召開的「第一屆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懇親會」正式表達了「高砂族」命名的用意。該年正巧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類學系出版《言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等學術專書，訂定了「高砂族」九族源自南方系統民族之說法。
那麼，脫離「蕃人」「生蕃」而重新命名為「高砂族」的用意，究係為何？
該「第一屆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懇親會」的各族代表共32人，在會議上表現以下共同的特徵。
在1935年度的官方《台灣總督府統計書》上，第一次出現「高砂族」族名是在「所有之土地」項目中，但如「蕃社」、「蕃地面積」等仍舊沿用「蕃」字，但在中央與地方的「理蕃」執行者之間的公文往來上，已看不到使用「蕃人」的字眼，例如「生蕃」改用「高砂族」。然到了1936年，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長桂長平在該年4月號的《理蕃之友》撰寫〈高砂族稱呼之起源〉一文，其中透露1923年皇太子在接見「蕃人」後，就向當局表明「不該使用生蕃字」等語。這確實證明「高砂族」起源在於昭和天皇[6]。
總之，從「高砂族」的命名由來來看，台灣原住民族被安排改造為在日本國之中，具有特殊身分的成員，而「熟蕃」也改名為「平埔族」[7] 。可見1935年命名「高砂族」時，所謂的「高砂族」乃指原「生蕃」者。但這只不過是族名而已，土地則仍舊使用「蕃地」。因此掌管原住民土地與人民的機關，不是「高砂族課」，仍舊是執行「教化」與「開發」的「理蕃課」。
再則從「理蕃」政策來論「高砂族」命名的由來，具有以下四點意義：
1936年9月第17任台灣總督，由預備役海軍大將小林躋造，小林出任台灣總督的意義，在於把「台灣總督」一直從1919年田健治郎以來的文官總督，又收回到武官總督的手中，並把台灣明定在日軍的「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皇民化」政策之中。因此當時就以「非常時」的概念，重新制定「理蕃」政策。
1937年的「理蕃」政策標榜「根本性的刷新」，以及促進「高砂族」的自立自主的政策，欲達到再次的進化。土見直三警務局長於1937年元月號的《理蕃之友》發表一篇〈非常時與理蕃〉，其中對過去以「警備」為主的「理蕃」措施提出強烈的批評，認為僅對10萬餘的高砂族，日本官方就要編列龐大的國家預算，且動用5,000餘人的警察人員，每年花費400多萬円，卻沒有得到「高砂族」任何的回報或答謝，故在此「非常時」不但要勵行節約，還要讓高砂族自立自主，再也不應該依靠日方的「保護」[9] 。
接著該年五月召開的全島會議當中有關「理蕃」的事項，「理蕃」當局提出全新的概念。
為促進「高砂族」的自立自主，「理蕃」當局採取「觀光」的手段，即分為少數部落青年幹部[11]「內地觀光」組與多數青年的「先進蕃社」觀光組。在該年五月號的《理蕃之友》，刊載該年四月中赴日觀光的台北州高砂族觀光團回台報告座談會，會中表示參拜皇宮、神宮的感激，母國櫻花風景之美與內地人的親切，親身感受內地人的勤勞與歷史文化社會的偉大等等。「內地觀光」是充滿了對「皇恩」之感動，算是有效達成「皇民化」[12] 。然另一批多數高砂青年，則被安排島內「先進蕃社」的觀光。當局發現該「先進蕃社」的觀光團對於打破部落傳統文化與概念，以及促進自主自立的「理蕃」政策，在推行上的成效很大。如新竹州竹東郡「蕃地」的「高砂族」參觀角板山、羅浮、溪口台及後山爺亨等部落之後，願意接受生活習俗上的改變。為了建造改良式的房屋，他們發覺先得要接受木工技術的指導，為了經營水田得先學習堆肥、種植蔬菜等農業改良的技術，如爺亨部落則設鐘以利過著有規律的作息生活，因勤勉勞動而增加的收入，全部存到郵局等等[13]。參與「先進蕃社」觀光團的青年們，雖然是全部自費，但是在參觀的過程中他們認為學習到了很多事情，既又感動又反省，回到部落後願意自動自發投入部落改造的行列。於是這批經過觀光洗禮的人，被當局總稱之為「先覺者」，他們乃是自告奮勇執行當局所安排的「理蕃」政策目標。
當然，培育衛生的概念也是重要的目標。當局安排在各「蕃地」設立「衛生組合」，在1937年之間，全台各部落已經有86所衛生組合，共有151社參與其中，每社一年的組合費平均122円[14] 。這完全是醫療費用從全免時代邁入「高砂族」自費時代的開始。然如改變墓制等受到來自觸犯傳統文化禁忌壓力時，「先覺者」反利用鳥占呈現吉祥之兆，來完成撿骨而得以設置新的共同墓地[15] 。各部落「先覺者」為移風易俗，有的自費購買時鐘、收音機、縫紉機。女性的「先覺者」乃透過「產婆」講習會或者家事講習會的訓練，在各地扮演重要衛生的任務。
隨著「集團移住」政策的執行，原居深山的「高砂族」被安排遷居到靠近平地的山腳一帶過著水田耕作的生活，當局為此「非山地農業」推廣政策，特立「蕃地高砂族授產五年計畫（1937-1941年度）」，準備在此五年內讓「高砂族」現金收入增加一倍[16]。
然而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台灣總督府「理蕃」當局，把原先所制定的「高砂族」自立自主政策，立即由經濟主義的解編用意，改變為如何讓「高砂族」自動自發地投入協助戰爭的行列。
從1937年7月7日的蘆溝橋事變，8月13日的淞滬會戰，到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殺事件等，日軍在1937年內開始發動對華全面侵略戰爭。在此期間國際聯盟於9月21日，向日本政府提出調停之意；10月6日國際聯盟大會決議日本入侵中國乃是違反國際非戰公約，1938年5月14日國際聯盟大會又決議譴責日本違反國際法使用毒瓦斯。除此之外，英美駐日大使更早在1938年2月5日，就向日本政府提出遵守1922年在華盛頓簽署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九國公約》等，但這一連串來自國際社會的警告與譴責，立即遭受日本政府的回絕。然在1938年徐州作戰之後的該年底，日軍在中國大陸的戰局，早已是無法自拔的局面陷入了全面性的泥濘戰爭。
當蘆溝橋事變發生時，台灣總督府立即調整「理蕃」政策，從原來高砂族在經濟上「自主」、「自立」的政策方向，改為「協助戰爭」的方向進行。小林總督於該年9月24日參與「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成立大會[17] 。台灣於是出現「內台一致」協助日本對華戰爭的局面，而「理蕃」當局認為戰爭爆發，反而讓先前的「教化」，遇到絕佳的機會。
1937年9月號的《理蕃之友》，首次刊載「高砂族的國防獻金」一覽表，其中特別加註說明，此乃高砂族發自愛國心與對皇恩的感激，而有自動自發性的表達，這絕非第三者以強制手段所做的行為[18] 。從此每月定期刊載各州捐款累計的金額。10月號《理蕃之友》更詳細地刊載〈非常時下的高砂族〉一文，因接受日警正確的指導，對日本的「公正」與暴虐且不受信用的「支那」有清楚的了解，所以各地自動自發地發起如參拜神社戰勝祈願，防空監視，響應國防獻金與慰問金，歡送出征兵士，縫製「千人針」等運動[19] 。同時刊載泰雅族台北州蘇澳金暖社「原勇八」願供出教育基金10円與台中州能高郡川中島社「田中愛二」的心聲。
以下是「原勇八」的信件，茲引全文如下：
拜啟：我以充滿感激之心拜讀老師給我們的信。
老師為我們高砂族盡心盡力，不分日夜認真工作，對此感到由衷的感激。我從內地視察回台已經過了四個月，如今已邁入夏季了，相信台北也相當炎熱吧。可是一想到在「北支」（華北）或者在上海方面戰場上，代替我們服務的士兵時，我的念頭湧現出想去戰場工作的意願。老師，我也是日本人盼讓我去打仗。約一個月前開始，我與立山警部補每晚一起向我們未開化的部落民，說明生為日本的幸福，結果部落民也受到感化，願意提供國防獻金。經部落會議決定頭目、副頭目各自出一円，努力者50錢，一般番丁各30錢，青年團也決定要響應。老師，我們人願意捐款20円。本來想要捐更多金額，但是因在4月間參與赴日的內地視察，所以只能供出原為孩子教育基金而保留好10円，與義務貯金10円，共20円而已。盼能成為我們服役的士兵用途，深感謝意。[20]
此外，「田中愛二」的信件全文如下：
我第一次參加出征軍人的歡送會，因大家齊唱軍歌歡送，所以不知不覺的感動流淚了。可是出征軍人與其家屬卻不留一滴淚水而以歡喜告別，可見日本人的精神是多麼地堅定也能體會到大日本帝國之為何變成世界最強盛之國的原因。
生為如此偉大的皇國的男子漢，卻很遺憾我們不能當上士兵，也不能出征到戰場。期盼總有一天實現當兵義務，給我們實現一死報國的決心。特別是這回「支那事變」發生的原因，在於「支那」的種種暴虐。如此聽取戰爭原因時，無法克制心中的那股熱血沸騰。又回想我們深居山岳，其原因也是曾遭受「支那人」的欺負所造成的。因此無論如何誇我們高砂族青年與偉大的帝國軍人在第一線並肩作戰，好讓我們殺戮暴虐的「支那兵」。我就如此下定決心了。[21]
由以上的兩封信，可以了解到先前當局強調「高砂族」培養「自主」、「自立」的精神，至此已經轉向為「志願」當兵或當軍夫的強烈意願。在該年11月的《理蕃之友》，就集中在「高砂族」的「軍夫志願」[22]、自動自發的國防獻金、參加歡送出征軍人，戰勝祈願等報導。一時之間，「高砂族」具有熱烈「協助戰爭」意願的報導大量增加，這當與「理蕃」當局對「高砂族」施於「正確指導」有絕對的關聯。於是在1937年間，台灣「高砂族」被輸入了把世界分為「偉大的日本帝國」與「邪惡的支那」這種敵我清楚分明的觀點。毋寧說「理蕃」當局，藉由在中國戰場爆發的中日戰爭，灌輸「高砂族」「聖戰」的觀念，而發揮了完整的「教化」意義。「高砂族」開始敬仰「皇軍」，對「皇國」的忠勇道義無雙之心，日益增強，形成絕不懷疑日方當局對中日戰爭的任何發言與意圖。
1938年4月1日公佈「國家總動員法」（共50條）[23] ，5月4日以敕令第316號，公佈該法實施於朝鮮、台灣等，並於5月5日就施行[24] 。該法乃是在戰爭時為達成「國防目的」，有效管理勞力、資金、物資及設施等，將其全由國家支配應用。1941年7月9日皇民奉公會成立時，由第18任台灣總督長谷川清海軍大將出任總裁，並由本間雅晴台灣軍司令官，山本馬公要港部司令官擔任顧問，而以官民124人為委員。因此在台灣總督府管轄內的中央地方行政機構，儼然成為龐大國家總動員的法西斯體制。然而於1941年5月下旬，台灣總督府對全島理蕃事務會議上，卻把「蕃地」剔除在皇民奉公會的組織之外，認為「高砂族」已經有自助會的組織，因此與漢人「平地」有所不同[25] 。
的確，「理蕃」當局對「高砂族」的「皇民化」正在精心地經營之中。如1939年末已設「官派頭目」制與「自助會」，即在「高砂族七族共59部族，406蕃社」中，不分族別與文化的差異，已經誕生了完全由日警統一指揮下的制度。
1941年末時，自助會在全台灣22個郡中，已經設立了273會，1,338組。 又「理蕃」當局因對「高砂族」青年有所期待，而於1939年度特別編列高砂青年幹部培訓費6,120円，並在各州廳舉辦青年幹部指導講習會，貫徹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意義在於勵行「自動自發、發見創作、忠實勤勉」，參與者共335人（男262人，女73人）[26] 。
為了急速達成「高砂族」的「皇民化」，「理蕃」當局以積極且正面肯定的態度，重新面對「高砂族」的傳統文化，認為雖然其文化在進化的階段上極為幼稚，且在經濟的階段上，屬於低開發農民群，在人類學上則仍舊停留在原始人的階段，但是在其宗教與藝術上仍保有良風美俗，特別是泰雅族的gaga（相互扶助團體）[27] 。因此在台北州泰雅族區域中，經「理蕃」當局指導把gaga改造成部落的「組合」組織 [28]。
1940年7月中，日本的內閣會議，制定日本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基本國策要綱」，接著大本營與政府聯絡會議，也決定了不惜動武進攻南洋的基本國策。
於是在1940年間台灣地位重要性提升，成為日軍進攻南洋上的軍事基地。此時日本政府公佈日本、朝鮮、台灣同步實施「國民學校」的消息，「教育」、「教化」等詞，在一時間被「皇民鍊成」被取代。原本以智慧與潛能開發的教育，淪落為灌輸「皇國精神」，建立法西斯體制的工具。在1940年間各地自費興建「青年道場」等針對青年男子實施嚴格軍訓的場所 [29]。一直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及1942年3月「高砂挺身報國隊」被投入菲律賓戰場之前，「高砂族」的勞力與「蕃地」被指定為由農業的「增產報國」與「熱帶性特殊職務栽培區」。除此之外，當局為山地資源的開發以及支援平地勞力的不足，還設計如何善用「高砂族」剩餘勞力。
然而隨著日本對美關係的惡化，南方兵力的不足，也成為非得要「高砂族」青年付出的另一個重要課題。根據1941年以來的人口統計，台灣總人口約600萬人，其中「高砂族」15萬9594人(佔2%)，2萬6484戶，(男性7萬9951人，女性7萬9643人)，其中能動員在戰場上的壯丁有2萬9778人 [30] 。
台灣總督府當局公佈，於1942年度在台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其實這只是全台即將實施「徵兵制度」的前兆而已。然對學科不及平地漢人的「高砂族」青年來說，當局則另開一條不經過考試，只拿「蕃刀」赴戰場的「志願軍夫」的從軍之道。
那麼高砂族青年如何看待擔任志願兵或志願軍夫呢？根據台中州平岩山泰雅族「大林千二」針對「志願兵制度施行」所表達的感想文，透露出當時「高砂族」為何熱烈響應表明從軍意願的原因。他首先表明從軍乃是「恩典」，也是榮耀。
……我們雖然是日本人卻無法成為軍人，連當軍夫的機會都沒有，這一點一直感到羞愧。然而如今被賦予當兵的資格，而感到喜悅無比的感激。因為我們高砂族因此而獲得堂堂正正成為真正的人之機會。……我們族人已花47年的歲月才獲如此宿願得以實現的機會，所以高砂族青年呀！在注意身體健康的同時，為早日實現當個偉大的帝國軍人而努力奮鬥吧！ [31]
「大林千二」所指的「宿願」是台灣原住民族遭受日本殖民統治47年不人道的待遇，如今得到終於證明成為「真正的人」的機會。但當局此時只留一條「協助戰爭」之路，讓台灣原住民族翻身。然對「大林千二」來說，唯有此機會，才能成為「真正的人」，其呼籲非常懇切。在同一版的另一頁，警務局辻信治撰寫「幸福的高砂族」一文，先對日本過去「理蕃」政策表明成功。
……世界上還有更多像過去的高砂族那樣仍舊是台灣人。然而台灣的高砂族已經走上具有人格之路。如今再進一步加以奮勇努力的話，高砂族即將成為真正的人。受到天皇的「無窮聖恩」的高砂族，是最幸福的民族。 [32]
「理蕃」當局要求台灣原住民族「志願」從軍，其唯一的好處就是日本殖民統治者公開承諾「高砂族」是「真正的人」，不是「動物」。不但如此，還要求台灣原住民族感激過去47年來的「理蕃」，讓他們進化成「真正的人」。
「協助戰爭」乃是台灣原住民族為爭取「人格」的唯一的手段。「理蕃」當局為了爭取「高砂族」對日本的忠心效勞，只灌輸日本正打的戰爭，是為世界和平、對抗邪惡的「支那」的正義「聖戰」，但最後他們卻被當棄子般地投入新幾內亞的戰鬥，日本當局原先所說的承諾，隨著日本的戰敗而拋棄。戰後的日本政府，甚至連一句道謝道歉的話都忘了說。
台灣總督府在日治末期所標榜，讓「高砂族」自主、自立、更生等方針，其實是像飛蛾撲火般的掉入一個巧妙設計的「國家認同」陷阱。後人在官方留下來的史料上，只發覺當時的「高砂族」多麼地好戰，不分黑白就盲目地信任日本警察「理蕃」當局的說詞，且搶著要執行任務。如果再加上各族普遍「常用日語」，將日式習慣當作日常生活習慣，以及外觀上極似日本人的模樣等等。已往過去式的「高砂族」性格，仍然留存在當代台灣原住民族的身上。特別是「高砂義勇隊」勇猛善戰的印象，確立了歷史上對台灣原住民族的刻板評價。
然而，從1935年被命名為「高砂族」以來的整個「教化」過程來探討台灣原住民族對近代日本的國家認同時，這完全是隨著日本與「理蕃」當局片面的需求而受到左右。對台灣原住民族而言，在此「皇民化」的任何過程當中，他們完全不被參與當局的決策，或有任何表達個人或族群立場等發言的餘地。
當時代表「高砂族」最進步象徵的泰雅族角板山公醫「日野三郎」，對此唯有絕對服從日本警察的份。他在1935年台灣施政40週年紀念時所召開的「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會議上，再三叮嚀其他族人要「絕對服從」、「絕對信任」日本警察[33] 。「理蕃」當局也把「高砂族」定位為經濟「落伍」、文化「未開」、人種「原始」，所以「皇民化」、「日本人化」乃為邁向「進化」過程中的「文明化」。因此「高砂族」在此「協助戰爭」的過程中，開始被解編，準備被投入到「平地」的殖民社會之中。然因「蕃地」被隔離外界約半世紀之久，「高砂族」與「平地」漢人已經失去明、清以來接觸與合作的基本模式，因此雙方又要藉以「日語」才能溝通。在「常用國語」的政策下，戰爭末期的台灣社會，陷入日本官方任意引導控制，強制單向思考，埋沒個人自由意識的法西斯時代。
在這種被教育成「教化」，甚至於「皇民鍊成」等強制性洗腦過程中的「高砂族」青年，無法自主。然官方以巧妙的設計，且引導「高砂族」陷入「皇國聖戰」的意識形態當中，讓「高砂族」在此「滅私」與「奉公」之間，尋找自我肯定的一條生機。
因日警在「高砂族」部落中，擁有絕對且不可侵犯的威嚴，由其口中所透露出來的任何一句話，就如同等於「聖旨」般的命令。然「高砂族」對日警如「成為堂堂正正的日本人」、「為成為真正的日本人，非得要把目標設定為如何死亡」、「感激皇恩」、「報恩」等正面意義上的說詞時，「高砂族」人卻以充滿信心且透露出內心的真心話，如以「我們不要當機器人（奴隸）」、「我們也是人」、「我們青年團的意思是…」等 [34]，反而引起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例如日野三郎之弟Tanga Watan，擔任角板山溪口台社自助會長，向族人發起「節米運動」的同時，不忘為族人未來發展，創設教育基金，以利栽培優秀人材。這一切的理由是「我們也是人」，所以開拓族人的未來，全靠族人自力的想法[35]。
「高砂族」的命運，全被日本的台灣總督府「理蕃」政策所安排，在其勤勉辛苦的定耕「水田」生活之外，連他們少得可憐的餘暇時間，也被當局設計於將「剩餘勞力」應用在山地開發的人力上。「高砂族」完全失去自由生活，其所獲得的經濟利益又受到人種與職業技能上的差異，而成為收入所得最低的一群人。這種結構性的貧窮，有易於被官方控制；如愈要奮力上游者，就愈非得要依靠日警的勢力，成為日警「理蕃」政策的全然代言人。一般迎合日警命令者，在此自主自立主義下的「理蕃」政策下，無法脫離絕對的貧窮生活。台灣原住民族在日治末期被灌輸的國家認同，是非常偏激且充滿好戰與侵略性，結果日本當局在此卻欺騙「高砂族」，謂日本在打的是正義的「聖戰」時，台灣原住民族僅能以恢復族人傳統文化的精神，來渡過這場浩劫風暴。
（原文發表於：中研院亞太所 『東亞世界中日本社會的特徵』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7.3.15）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