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次
1942年3月第一批的「高砂義勇隊」被徵召到菲律賓以及其他南洋地區，其人數到目前為止還無法統計出來，這就是「高砂義勇隊」與其家屬共同的悲痛。
然而因為日方所留下來的所有文件紀錄，幾乎都是描寫「高砂義勇隊」與當時的台灣原住民是多麼的「愛日本」、「逼著日方讓他們出去打仗」、「志願從軍還要搶著打先鋒」等等，比誰都勇敢好戰，就猶如熱愛軍國主義「大和精神」的化身一樣。這是因為原住民沒有文字，再加上被殖民統治下失去了言論與思考的自由，這不啻為當代原住民的另一個困擾。如果從日方表面上的說詞來看，看似有其道理。但是心中卻有一股說不上來「怎麼會是這樣呢？」、「難道這是真的嗎？」等種種的疑惑存在。
職是如故，本文之目的即是為了解讀「高砂義勇隊」與其「皇民化」時代，尤其是從學術上的角度提供若干諸如如何處理「高砂義勇隊」紀念碑，以及如何讓原住民的祖先「靈安故鄉」等以上的建議。畢竟烏來「高砂義勇隊」紀念碑的創立，關係到全台灣原住民族基本人權與尊嚴。所以筆者在此期盼此一全台首創的紀念碑，能夠成為反戰，反暴力，反奴化的新世紀的表徵。
1936年台灣總督府「理蕃」當局有意把「高砂族命名的起源」追溯到昭和天皇曾經在大正十二（1923）年以皇太子身份訪問台灣之時，在總督官邸召見台灣原住民各族之際，向總督表示不應該用「生蕃」等字眼稱呼之[1] 。因此事隔12年的1935年，當局就在「台灣四十週年紀念會」舉辦博覽會之際，以「教化」為目的，大力宣導「島內觀光」，藉此動員了原住民共6540名（總人數中占7.12％）到台北參觀[2]。在此同時另於同年10月29日在警察會館召開全國「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懇談會，這可以說是官方正式使用「高砂族」名稱的開始。當時與會的「高砂族」青年幹部共32人[3]，其中23人用日本式的姓名，並全以「日語」發表個人對「皇恩」的感想[4] 。當時台灣的原住民總共分為七族：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鄒族、排灣族、阿美族、雅美族。然而這一次的全國「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懇談會，獨缺阿美族的代表參加，這是因為東部的阿美族是居住在普通行政區「平地」與漢人混居，因此當局有意與其他居住在特殊行政區「蕃地」的原有「生蕃」有所區隔。由此可見，1935年「高砂族」重點施政的對象是原「生蕃」，因此如何將原「生蕃」跳躍提升，進而改造為忠實的「日本臣民」，這不啻為當前刻不容緩的課題。
因此，從日本的「理蕃」政策來說，「高砂族」的命名，具有以下五點的意義 [5]。在此筆者增加更為詳細的說明與解釋。
（1） 「神話與傳說」上的一致性
「高砂」神話的傳說，讓人聯想到象徵著日本人所追求的長生不老「蓬萊仙島」的故事。因此，在台灣原住民身上冠上此名稱時，容易達到「日、原同一祖先起源」的血脈相同論，並且強調在「尚武」的氣質上與日本人「大和精神」的一致性。其實這樣一種的「同祖論」曾經在日本的歷史上被應用過，例如把「琉球王國」改為「沖繩縣」，以及把「朝鮮王國」消滅而完成「日韓合併」等等。但此一「日本同祖論」，對於「漢人」與其國家就無法成立。例如日本在建立「滿州國」時，反而主張「五族共和」，就是一個特別的例子。
（2） 「歷史」上的正當性
以日本的角度來說，藉由15世紀末豐臣秀吉曾派人到「takasan（高砂國）」之事，俾能證明台灣原住民與日本在「歷史」上比清朝更早接觸。於是藉由「歷史」以達到「否定中國擁有台灣的主權」，進而提升「日本擁有台灣」的正當性與「先佔權」的合理性，此舉不啻有助於提倡帝國主義的侵略及其殖民統治的「正當性」。換言之，這還可解釋為「takasan（高砂國）」的台灣原住民，曾經向日本上國「朝貢」稱臣，而這件事情是早於清廷入侵台灣的事實。
（3） 代表「進步」、「現代化」
「生蕃」改稱「高砂族」一詞，對於日本統治當局而言，實具有「進步」的意義。其意義即強調日本於1895年入主台灣以後對原住民族所實施的「理蕃」政策，不但成功地讓「生蕃」脫離各族群割據的「野蠻」狀態，成為在日本高度文明的洗禮之下，統一成為了「高砂族」，而且此一過程更不用經過「化蕃」或「漢化」的進化過程，而直接步上「日本化」的「文明」之路。倘若從「進步」史觀來看的話，各族群迅速跳躍成「高砂族」而「日本化」的過程，也是一種代表了日本「文明化」成功的象徵。又從「現代化」史觀來看的話，這也完全合乎了日本對台灣殖民地具有貢獻等說詞的合理性。
（4） 「理蕃」政策的成功
對於「高砂族」命名的人，就是日本殖民統治者。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理蕃」政策，首先從剛入主台灣時，將傳承清代「番」字改用「蕃」字的階段，其後經過40年的經營就達到能改名為「高砂族」的這一個與之前全然不同的新時代，因此命名「高砂族」的日本統治者可說是成功地克服了中國傳統的「華夷思想」。並且「生蕃」因為受到日本統治「理蕃」政策的洗禮，使得「蕃人」正逐漸走上「皇民化」的道路，「蕃人」也將成為忠誠的「日本臣民」，甚至更能成為對於其他亞洲民族宣傳加入「大東亞共榮圈」時的最好宣傳品。「高砂義勇隊」為日軍的犧牲奉獻，更能證明日本將對於亞洲的侵略，在此卻可以被改稱為正義的「聖戰」。
（5） 「土地」問題的解決
「高砂族」命名之後，其所居住的「蕃地」也能順理成章地即將成為日本的「真正國土」。依據1895年10月公布的日令第26號「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其第1條與第2條，明文規定「野蠻地＝無主地＝官有地」的原則。第1條是關於「土地」方面的主權宣示，第2條是關於「地上物」，特別是對於當時台灣最多的森林資源樟樹及其開發方面等官方控制權的宣示。然而此一政策一直受到原住民對於其「傳統主權」宣示的干擾而無法順利實現。因此，「高砂族」的命名意義就是在關於「土地」主權的宣示上，日方有意要灌輸原住民「愛國」的「國家觀念」，這也是日方藉此利用灌輸「日本國土」乃是「天皇的土地」，也是「國家的土地」等國土概念。唯有如此，統治當局才有機會讓原住民放棄其原有的「傳統主權」觀念。衡諸近代的日本史，從明治初期以來，可以說都一直有窺伺佔領台灣的意圖，例如從1874年出兵台灣攻打牡丹社時欲佔領「東部生番地」[6] 的例子，以及其後1895年日本乘甲午戰爭時強要「割讓台灣」的理由，都是在背後具有欲藉其他機會得以擴張其「南方領土」的用意。
簡言之，「高砂族」的土地在此即將從原來的「蕃地」成為台灣總督府的「官有地」，進而邁向「國有地」，到了此時台灣才變成為真正的「日本國土」。因為原住民所堅持宣示的「傳統主權」畢竟有其絕對性，這一絕對性不同與漢人「移民」的相對合法性。因此連日方都得小心處理土地問題，因為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因此，原住民「高砂族」化的意義，要從日方為了達成台灣「日本國土」化的用意上去探討，而且此一方式是最重要並且最不會引發與原住民土地糾紛的捷徑。果然到了日據統治後期，從被「深度皇民化」的原住民之中，真的就有出現若干承認土地乃「國家的地」之說詞者。
由此五點「高砂族」的命名由來，可見日本統治者賜給原住民統一族名「高砂族」而意圖消滅各族群的差異性，在此其中實際上充滿了政治性的用意。因此，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總稱「高砂族」這種「族名」，無異是一種奴化污名的被殖民統治的代名詞。這就像把「台灣」稱之為「Formosa」一樣地，含有紀念台灣曾經被西方殖民統治過的意思。何況在「高砂族」的命名當中，找不到任何有利於台灣原住民族的自主權與其尊嚴的可能性。
雖然「高砂族」是日本統治者賜給台灣原住民七族新的總「族名」，但是這個新族名並非「法律」上的用語。
「高砂族」主管機關仍舊是警政系統的「理蕃課」統一管理，「高砂族」所居住的土地不叫「高砂族地」而仍舊叫「蕃地」。「蕃地」就是「官有地」，所以所謂的「高砂族所要地」或者是共26公頃的「高砂族保留地」，仍舊是在「官有地」範圍概念內的土地。換言之，台灣原住民在被冠上「高砂族」的同時，其被官方承認為「有使用權」的就只剩下被稱為「高砂族保留地」等土地，其餘廣大的「傳統領域」就在不知不覺當中被拿去作為國策公司「台灣拓殖株式會社」的開發地。
以上可謂為原住民藉由放棄「傳統領域」的繼承權，而把「進步」的作為是象徵「高砂族」這一族名的交換過程。但是在法律上面，被改稱後的「高砂族」仍舊是「蕃人」中的「生蕃」。在「理蕃」政策上，「高砂族」這一名詞，開始於1935年以後被官方推廣使用，但這只不過是「通稱」而已，直到1943年「戶口規則」修改時才有新的「法定名稱」。所以說，「高砂族」這個新族名，根本不是「法律」上面的用詞。因此台灣原住民在日本統治期間依然是處於被剝奪其「基本人格」的狀態，直到1943年2月「戶口規則」的修改方式，才被承認為「相對行政區域外所居住設戶籍的高砂族」的「人」[7] 。換句話說，這時候的「高砂族」才獲得殖民地法治上「本島人」當中的「先住民」地位。其主要用意當然是因為此舉才得以讓日本方便在台灣實施全民皆兵的「徵兵」制度，因而需要「設戶籍」的「人」。因此，1943年2月「高砂族」在殖民地法律上與漢人相同的被賦予「本島人」的法定地位，唯其居住的地方是非「行政區域（即普通行政區）」的「蕃地」，所以被認定為「先住民」，這也可以說台灣殖民地「本島人」當中又有「本島人」的漢人與「先住民」等二個「族別」。
台灣原住民從全然被否認「人格」的1895年，一直到能夠獲得殖民地法律上的「先住民」地位，這在時間上剛好於1943年3月15日第四回「高砂義勇隊」遠赴「南洋」，協助日軍作戰的時間點相接近。該回遠赴南洋的200人，是以海軍特別陸戰隊身份到新幾內亞，可以說是台灣原住民族在要回「人格」的過程當中，還得要付出艱辛地「全然服從」的任務，如此才能證明是「人」。因此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史上，「高砂義勇隊」奮鬥史的本身就是弱小的台灣原住民族，直至最後所付出的最大犧牲並且是最殘酷悲痛的一頁！
「高砂義勇隊」為什麼要去南洋打戰？ 「高砂義勇隊」真的是就像在台北縣烏來鄉自稱泰雅族女頭目的故周麗梅女士在〈高砂義勇隊英魂碑之建立〉一文中所說的那樣，是為「世界和平」或「繁榮」貢獻等等諸如以上的崇高犧牲精神而遠赴南洋戰場[8] 的嗎？
其實在此之中是被強迫不得已而去者佔最多數。這是因為在日本統治下的原住民失去自由，失去自己的土地，並且陷入絕對的貧窮生活條件之中。因此他們不得不默默地接受警察所安排的一切。就在1915年以前祖先們用武力奮勇抵抗受挫後的「妥協」而不得不接受官方要求的「絕對服從」的命令之下，原住民只能依照日本警察的安排、規劃作一切行事。而在1941年末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原住民就是個長期被外界隔離以及從生活起居中接受單一「皇民化」的洗禮，並且還是處於軍國主義者容易煽動、被欺瞞、被強迫、被利用，甚至還是在無法抗拒的「皇民化」政策之下，為了唯一能發揮像「人」的作為，而有「志願」的表態。
1941年6月台灣總督府預告，自明年42年度實施「陸軍志願兵制度」，並且在官方的主導之下，盛大舉行志願兵實施慶祝會與「感謝會」。在這些上百千人當中，「高砂族」也派代表27人參加 [9]。這不僅僅是配合「台灣皇民化運動」而已，同時也是由軍方所發動的所謂戰爭總動員體制之中的重要「人力資源」規劃的一環。其實「陸軍志願兵制度」是隔10個月後的翌年4月才正式實施，但根據門脇朝秀的說法，第一回「高砂義勇隊」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不久的1941年12月 [10]被帶去菲律賓戰場。換句話說，第一批「高砂族」500人是在沒有任何法源依據的情況下，被日警帶到危險的南洋菲律賓戰場，可見日軍是多麼地急缺人力資源。第一回的「高砂義勇隊」基本上是非正規的兵士，只不過是在南洋戰場上協助日軍作軍中苦力的「軍夫」，根本是不需要拿武器打仗的人，然而就在日軍缺乏人力物力的情況之下，日軍光是面對南洋原始森林中的行軍問題就無法克服，感到無比的困難，於是軍方為排除戰場上的阻礙物「大森林」才需要台灣原住民的森林生活經驗，如伐木、開闢馬路、造鐵線橋、替馬替車搬運貨物、衛生業務，甚至於擔任在日軍中早已廢除的「當班」即服從長官的隨附佣人等一般最不願意作的奴僕工作。接著，日軍在發現原住民具有獨特的森林游擊戰能力之後，除了上述這些工作以外，還把他們在當地改編為前線「襲擊部隊」、「登陸作戰部隊」、偵察部隊等最危險的任務，或派任看守俘虜、「宣撫」南洋原住民等，讓原住民在南洋戰場上扮演著多種艱難困苦的任務。畢竟日軍在其近代百年戰史中，習慣了中國大陸的「地形」，不習慣「南洋島嶼」與原始大森林。此即意味著如果沒有台灣原住民的話，日軍根本無法在南洋待上一天，因為南洋森林就會消滅日軍了。
新幾內亞以及其他南太平洋諸島，是「高砂義勇隊」主要被派去的地方。可是從日本的立場來看，新幾內亞不同於石油、錫礦、鐵礦等資源豐富的印尼、馬來西亞等地，而且又不是南洋主戰場，該地區只不過是在外圍的島嶼上作為一道阻止美澳在太平洋連結的一個圍牆而已。於是在戰局對日本不利的1943年9月30日秋天在天皇親臨召開的「御前會議」之際，就決定縮小保衛戰場，放棄「東新幾內亞」。為此日本的「大本營」在畫出「絕對國防圈」時，乃先將東新幾內亞以及其周邊的南太平洋諸島列入為切割放棄的目標[11]。於是東新幾內亞的二十萬日軍就在孤立無援的困境之下，被活活地餓死。
這些日本軍人當中，曾在戰場上獲得台灣原住民的「救命」，而一生衷心地感謝原住民者不在少數。但是這種個人的「恩情」意識，卻不容易直接地轉換為對侵略戰爭的反省。舊日本軍人對原住民「高砂義勇隊」的事實，在「個人」層次上或許感到愧疚，然而還是不願意站在對日本軍國主義批判的立場，為原住民協助討回公道而努力。有些人一聽到原住民要「日本政府賠償」等說詞，就馬上翻臉而表示不悅[12]。這是因為他們內心有了「共犯結構」心態所使然的嗎？還是對原住民另有其他塑造如「日本對台灣沒有作錯事」等說詞，進而隱藏著「殖民統治肯定論」的企圖？但是不管怎麼說，這些「深愛原住民」的日本人至少不要再利用台灣原住民作為「好戰」的象徵，換言之，就是不應該在復原日本軍國主義的企圖上，再三地利用台灣原住民。
只是一般日方史料所記載的「高砂義勇隊」，已經被塑造成表現得多麼對日本國與軍人效忠「愛國」。但是吾人也不難理解他們內心抱持著為自我討回「尊嚴」[13]，以及希望自己的子孫後代不要再受到被殖民壓迫，因此願意犧牲小我的期許心，故而主動表態「志願」去戰場，表現「人」在非人的戰場上仍舊能保持著猶如高貴般的「人格」特質。「高砂義勇隊」生還者很清楚他們與其他被送去南洋戰場冤死的「高砂義勇隊」員，並不是出自於原住民真正的意願，而是他們這樣一種的命運安排實際上是出自於日本政府的政策。於是，生還者們向日本政府要求「公開道歉」。「高砂義勇隊」與其家屬們，為了討回他們應當爭取的正義，他們會永遠地向日本政府要求「公開道歉」。因此「高砂義勇隊」與家屬們，乃拒絕日本人以其「私人」或「個人」身份，對他們表示沒有意義的口惠[14]。
「高砂義勇隊」為何去戰場？答案是當時的原住民的處境，可以說只剩一條「服從」的道路可走。而且這是多麼無奈、不得不「欣然接受」而協助戰爭的命運。然而在這長期逆來順受的命運安排之中，原住民依舊不改原住民的本色，而將此轉換為爭取「民族尊嚴」與「人格尊嚴」而努力。
台灣原住民怎麼會喜歡「軍人」、「當兵」、「打仗」呢？如果有人說原住民喜歡「日軍」、「當兵」、「打仗」，這絕對是被扭曲過後而出現的說詞。
台灣原住民在近代史上一直被外來入侵的「軍隊」壓迫，受到文明武力的攻打，所以近代原住民的戰爭基本上是面對「外族入侵」而發動的「抵抗」戰爭。何況日常性地打獵活動，是完全不同於戰爭的。「高砂義勇隊」生還者回憶說，當時的日本警察灌輸原住民「男人就要打仗」，把原住民傳統之中所謂在「打獵」時男人要「勇敢地與野獸格鬥」的觀念混淆在一起，讓原住民誤以為「戰爭就像打獵」[15] 。但奇怪的是有些人一提到「高砂義勇隊」，人人都豎起大拇指，稱讚其勇敢、善戰、智謀、不怕死、忠誠等，讓人陶醉在「好戰戰士」、「英雄」的形象之中。特別是原住民是當時日本軍人的「救命恩人」時，就格外的被稱讚對日本的「效忠」及「英勇」的表現，因此有些人還把「高砂義勇隊」員的家屬帶到日本靖國神社參拜，而不斷的複製台灣親日的印象，與原住民為捍衛日本帝國主義的「好戰份子」等等，凡此似乎都永遠脫離不了日本軍國主義所帶來的連環惡劣形象[16] 。
可是對原住民來說，他們所重視的是「部族」觀念，並非「國家」觀念。基本上原住民是為自己的「部族」打仗，而不可能替異族打仗。這是為族人全體利益，願意犧牲個人性命，為此才是打仗所應當具有的「正當性」正義。當時在台的漢人「本島人」雖然說是40萬人響應欲當＜志願兵＞，但是這只不過數字上的遊戲而已！連日本當局都不相信其「皇民化」的成功。朝鮮則更是號稱60萬人「志願」表示願赴戰場，但事實證明這也是多麼虛偽的數字。
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美國人是當時日本人的敵人，但美國人絕對不是台灣「本島人」與原住民的敵人。試想當時的原住民，怎麼樣也應該找不到向美國人刀刃相向的正當性與「正義」。然而日方卻再三的灌輸原住民當「軍人」是多麼地榮耀，「皇軍」是多麼地有規律，特別是「當兵是『皇國國民』的義務，台灣原住民尚未履行國民應該實行的義務，仍舊處於野蠻狀況」等國家至上主義的概念，迫使原住民因未能當兵而感到羞愧與遺憾[17]。於是被設計的「高砂義勇隊」模式就被解釋為「國家特別的恩典」，以此為原住民另開從軍之門道[18]。於是只要有堅定的「志願」，原住民就不在乎學歷上比不過漢人而考不上「志願兵」的問題。
然而被挑選的第一回「高砂義勇隊」員是當地部落的中堅青年幹部，以當時的標準來說，就是作為「國語」的日語程度不錯，並且身心健康的楷模。在1942年3月2日到5日「全島高砂青年團代表者時局懇談會」時荒木警務局長「訓話」中，就鼓勵青年幹部率先「志願」，讓所有的高砂青年能藉「志願」而成為「立派な人（真正的人）」[19]而考上「志願兵」就成為當時「理蕃」政策的新指標[20]，將「高砂義勇隊」作為具有鼓吹推動新政策的作用。於是就讓「高砂族」青年心存「榮譽感」，不但爭先恐後的爭取「無上的光榮」，而且在其過程中還混雜了「羨慕」與「幸福」感[21]。這完全是惡意利用原住民不落他人之後的進取之心，並且在當地警察不斷煽動軍國主義的風潮。這樣一種表示「志願」者不斷的增加的機制，來自於日方不斷灌輸日本正打的「聖戰」，就是為建設世界和平與讓亞洲人脫離西洋殖民而解放，因此要為「正義」的使命而戰[22]的宣傳。於是曾經當過「高砂義勇隊」而能存活下來的耆老們就回憶說：
當時多麼地想去戰場，沒有當兵也願意當軍夫，只要能與日兵在一起，能為他們效勞就感到高興，因此很多人用鮮血表明堅定的意願。
原住民處於缺乏與外界有任何接觸的封閉狀態下，無法獲得如漢人等不同與日本人的觀點，唯一的新聞資訊來源就是日本警察，且長期以服從為慣性，對於被警察剝奪言行的環境中而渡過漫長生活的原住民來說，唯有認份地「相信警察大人」與「全然配合」以外，就沒有其他的選擇餘地。
菲律賓戰役是日軍打贏的戰爭。第一回「高砂義勇隊」員的參戰經驗談，與之後被派去南太平洋戰爭者的「饑餓」經驗全然不同。第一回「高砂義勇隊」在太平洋戰爭上算是輝煌「戰勝」，戰場上的各種補給物資因為多方收集聚積一起的結果，還算充裕不缺。第一回「高砂義勇隊」員的參戰經驗與之後被送往南洋者完全不同，但對「理蕃」當局來說，這是很好的宣傳品。因此『理蕃之友』在1943年12月廢刊之前，曾經專門將第一回「高砂義勇隊」當作宣傳工具。
《理蕃之友》曾多次刊載第一回「高砂義勇隊」隊員從菲律賓戰場寄過來的〈通信〉。根據這些〈通信〉內容，吾人可以瞭解到有以下幾點有趣的特色。
首先就〈通信〉的對象而言，這當然是家人，如妻子、弟弟、母親等等，但這封信似乎是先寄到「理蕃課」再轉給部落的警察之後，最後才讓青年會、教育所的孩童與家屬收到〈通信〉。因此如「報平安」的家書，等於是將全原住民所能直接共享的〈通信〉，經由警察機構而到最後才交到家屬手上。其不同之處僅在於每個隊員所注意到的重點不同而已。而將整個〈通信〉內容彙整呈現出第一回「高砂義勇隊」員的共同戰爭經驗。
〈通信〉內容中最為凸顯的，是「公式化」後的英勇參戰與堅定的意志。如蘇澳郡南澳社「上野正義」在給「理蕃課長」等警察的〈通信〉中，就二度提到在出發前的「懇談會」之際，荒木警務局長〈御訓話〉說：
我在戰地愉快的與友軍一起工作，所以請放心。感謝各位當時還親自送到高雄。身為一死奉公精神的高砂義勇隊的一員，我曾不忘記〈御訓話〉，為了貫徹任務願任何困難都克服，尊照〈御訓話〉一定認真的工作。[23]
如蘇澳郡柑子頭社「松村達夫」寄給管區巡查〈通信〉中也表明道：
我以柑子頭社代表到此地，因此假使身軀在此戰場上成為餵食野狗，但必以七生報國的決心，宣揚此名譽。[24]
又如文山郡Limogan社「竹田信男」的通信〈不能輸〉中說：
當我登陸時，抱著以高砂族的第一回代表名譽，絕不能輸給其他族，願以粉身碎骨報國的決心。因此今後只要我有能力，為了高砂族的名譽，為了幫助無敵皇軍願認真作事。[25]
而在台北州羅東郡Banun社「矢野政行」的通信〈給祖國還恩〉中說：
四十年受警察的照顧，如今我們也懂得人世間的事，便成為真正的人，為此感恩謝恩，願為國奉公。如今實現從軍志願，感到非常高興。在戰場上戰敗是多麼可憐，我高砂族生為日本男子，絕不能戰輸。[26]
再來如蘇澳郡南澳社「有田時男」給弟弟的〈通信〉中說：
我在戰場第一個遵照隊長的命令，遵守禮儀。假如我們死了，但這是為國犧牲的，所以請不要擔心，假如我們能凱旋歸來，那麼就為故鄉發揮指導。……[27]
這些在信中強烈表達對自己期許高度的紀律與堅定不拔的忠誠意志。這些對日軍充滿信心，背後必定含有在菲律賓戰場中親眼目睹到的「強大的日軍」與「懦弱的美菲敵人」對比後的觀感。
如蘇澳郡Buta社「豐田健太郎」給妻「和子」的〈通信〉中，特別提到「高砂義勇隊」不是「軍屬」、「軍夫」，而是以「帝國義勇隊」身份在戰地與軍人一起同甘共苦，感到特別的光榮且幸福，同時又提到戰場經驗，說：
……嘴巴說的戰爭跟實際現場不同，日軍真的很強很強。我原先以為能看到美國人，但是看到的都是菲律賓人，都沒見到美國人了。到了戰地之後，真正的體會到身為日本人的幸福。百聞不如一見，敵軍所受到的損害是不能用紙筆來簡單形容的。[28]
而如前例文山郡Limogan社「竹田信男」的通信〈不能輸〉中則提到戰爭的殘酷，說：
到戰地才真正的體會到我皇軍的強盛，以及戰敗是多麼的可憐。廣大的荒野焦土中能看得到的是被燒毀的屋子，與流落在街道的瞎掉的老人與不會走的殘障者而已。身體健朗者多逃到森林裡。失去主人的豬、馬等家蓄到處亂跑，其中聰明的馬匹因找不到主人而流很大的淚水。﹍﹍遇到有一個老人被家人拋棄，我就情不自禁的流淚，雖然非常同情其處境，但我正在行軍中，所以之後的事就我也不知道了。[29]
又如羅東郡Rumoan社「森田勇」在〈努力再努力〉中提到在巴丹戰役中負責搬運的任務，認為不管什麼任務都是為國工作，但看到戰敗是多麼的無情又可憐的一面，說：
巴丹戰役僅六天就結束。然戰敗是多麼的可憐，我看到敵人不吃不喝且沒有寄宿的家，陷入垂死的狀況，真令人鼻酸，差點掉眼淚。一想到祖國覺得很幸福，但一戰敗就這麼的可憐。[30]
根據以上這些〈通信〉，「高砂義勇隊」員雖然感受到「生為日本人的幸福」然而在此同時，他們竟然能在那種很不人道的殺戮戰場上，難能可貴地保持人性，以憐憫與同情的眼神注視到戰敗的「敵人」與被潑及到戰火的當地貧窮弱勢人民的苦難。凡此種種皆是在考驗人的本性，這是非常不容易的表現。
再則針對自己故鄉家屬的「報平安」時，就表現的非常溫馨，不但再三的安慰家屬不要為他的死亡難過，反而表達出從軍比家鄉還更好的未來展望。 如蘇澳郡南澳社「有田時男」給弟弟的信中說：
我在戰場第一個要好好的遵照隊長的命令，且遵守禮儀。假如我們死了，但這是為國犧身的，所以請不要擔心，假如我們能凱璇回來，那麼為故鄉發揮指導。……
盼「行夫」用功讀書，跟著哥哥到戰地。因為戰地比家好很多。我想大家都為收成粟子而忙碌吧，淡水田是最重要，一定第一優先做好，不然的話影響收成。你們不能輸給別人。
「Masao」的健康如何哪，請不要讓他生病……。[31]
而蘇澳郡Buta社「豐田健太郎」給妻「和子」的信中，也提到有關軍隊生活的好，說：
……這裡的鹽巴很多，且每次都能吃到很多好吃的東西。我到戰地第一次吃到甜點。
這裡的軍人都是親切好人，像兄弟般的疼愛我。有很多食物如米飯等能吃得飽，而這件事情特別重要，一定好好的講給父母聽。……[32]
「豐田健太郎」又說：
這個島很大到光是美國人就用不完的。有很廣大的平野，且有非常肥沃的土地，簡直是根本多到不能與台灣作比較。[33]
蘇澳郡南澳社「上野正義」給弟弟「正照」的信中表示，一到戰場就沒有活著回去的打算，所以請大家不必為他的安危擔心，但是非常懷念父母，並對弟妹及孩子叮嚀著將來一定成為了不起的人[34]。從中傳達了對自己生命有限的無奈以及願為後代子孫犧牲的意願。
雖然台灣原住民是「志願」從軍的，但是他們竟然在身陷非常不人道的殺戮戰場時，還能保持著人性善良的一面。一般在戰場上幾乎都會失去人性與理性，然而「高砂義勇隊」員在〈通信〉中卻顯示他們相當感人且流露真情的一面。可以說是在殘酷的「戰爭」中「高砂義勇隊」員，在此才真正的體會到了「平安」的意義。因為這是軍國主義的時代思考模式，所以其「平安」的意義就如同「生為日本國民的幸福」與感恩。
然而在「高砂義勇隊」員心目當中，「美軍」根本都不是他們的「敵人」。換言之，「高砂義勇隊」員只因對日本表示「感恩」之意，所以在戰場上只扮演著純粹「協助」日本人打仗的角色而已。何況南洋森林戰需要「高砂義勇隊」的協助，不然寸步難行，幾乎都打不下去。但心中根本都沒辦法形成所謂的「敵人」概念，所以看到被俘虜的人、流落荒野的老人，連無家可歸、喪失主人的馬匹等動物都能以憐憫的同情心，一起流淚。「高砂義勇隊」可以說是在這種迷失良心的戰場上，唯一還能保持溫暖人性的真正的人。他們的犧牲是為了後代子孫，所以他們再三地叮嚀一定做到「真正的人」。那麼，「高砂義勇隊」到底為誰打仗？答案就此呼之欲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日本把台灣改造為「南進基地」，並把「高砂族」視為最適合在南洋戰場上並肩作戰的「好伙伴」。他們500人最初出發到南洋時，在就出發前的3月15日由總督長谷川清命名為「高砂挺身報國隊」，但是到了菲律賓戰場後又由第4師團軍司令本間雅晴，重新命名為「高砂義勇隊」。這就是一般所指稱的第一回「高砂義勇隊」。「高砂挺身報國隊」是純屬於打雜的民間人士為軍隊做工，而改名後的「高砂義勇隊」則是在兵員不足時還能具有替代補充功效的民兵隊。
依照目前一般公認的有關「高砂義勇隊」推算次數的資料，應該說是共派出七或八次，而這又幾乎集中在1942、3年間。然而以下各家所提倡的「定論」，其中又有略為微妙的差異性。可見，要確定「高砂義勇隊」的來龍去脈與「真相」，其關鍵仍有待於日本政府資料的公開以及學者的精心研究。
第一、在1979年出版的加藤邦彥『一視同仁の果て』一書中，其轉載於1946年4月19日『台灣新生報』上的記載。這是在戰後的1946年3月間，經由台北部分家屬到「在台陸海軍聯絡部」查訪所得到的資料，而加以整理成有關「高砂義勇隊」第2次以後的追蹤紀錄。加藤邦彥表示，這是因戰後不久且尚未完成統計時期的記載，但認為軍方因第一回「高砂義勇隊」在菲律賓「成功」的表現優異後，從第2回以後軍方要人就由各部落來分配，這樣一直到了第7回「高砂義勇隊」，是被直接送到戰場為止。茲根據加藤氏所引用的『台灣新生報』上的記載如下 [35]；
（1）派遣期日不明：18人 新幾內亞
（2）（作者未記載 空白）
（3）1942年10月15日：618人 新幾內亞
（4？）1943年3月9日：200人 新幾內亞
（5）1943年4月7日：516人 新幾內亞
（6）（作者未記載 空白）
（6或7）1943年7月20日：第一回台中特別海軍高砂義勇隊 587人 新幾內亞
（7或8）1943年7月26日：492人 新幾內亞
（8或9）1944年1月21日：147名 Boruneo島
因為『台灣新生報』的記載不完整，所以加藤氏藉由曾被派到第3回「高砂義勇隊」的新竹尖石鄉泰雅族Hazwung Tenu所做的〈個人親自查訪新竹縣五峰鄉的調查〉來加以若干的補充而整理出各隊伍出發的日子。其中除了他自己被派去的第3回有600人的人數記載以外，其餘的並無「人數」方面的記載[36]。
（1）（缺）
（2）1942年7月15日
（3）1942年10月13日：600人
（4）1943年3月8日
（5）1943年4月6日
（6）1943年4月12日
（7）1943年7月29日
這算是日、台之間在戰後所發表的第一部有關「高砂義勇隊」的追蹤記錄。其中最直接反映出來的事實，乃是戰後不久的台灣家屬不知道自己的親人被帶到哪裡，尋找親人下落時所遇到的困難是多麼的大，以及在此之後並沒有獲得日本與中華民國兩個政府的協助，因此只好像Hazwung Tenu靠著自己的雙腳，作有限的調查。但總之一切就像石沈下海般地，似乎永遠得不到「真相」。
本人曾於2006年冬天在大阪見到加藤邦彥。年輕時候的加藤邦彥是個有情有義、憑良心作報導的好記者。但如今高齡80餘歲的加藤邦彥，卻表現出一種陷入「歷史的黑洞」而走不出去的神態。他從1974年來到台灣採訪的時刻開始，就似乎面對無法解開的「高砂義勇隊」迷思而被困住，這讓人感到極為痛心。
第二、年輕的台灣學者，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的蔡慧玉，在『走過兩個時代的人』裡引用伊原吉之助「台灣の皇民化運動－昭和十年代の台灣」而整理出有關「高砂義勇隊」被招募後出發的時間與人數。她認為應該有7（或8）次出去[37]。
（1）1942年3月：500人[38]。
（2）1942年7月15日：500人
（3）1942年10月31日：600人
（4）1943年3月8日：人數不詳
（5）1943年4月6日：450人
（6）1943年4月12日：600人
（7）1943年7月29日：500人
（8）1943年11月1日在新竹湖口訓練的「改稱」後的「高砂特別志願兵」：500人
根據蔡慧玉的統計，認為「高砂義勇隊」每回被動員人數大致上有500人，因此總人數應有4000名左右。然其中第1回「高砂義勇隊」出發時是以「高砂挺身報國隊」之名義，到了戰場後才被改名的，而第2到第7者確實是從頭就以「高砂義勇隊」之名出發。最後所列的「特別志願兵」，雖然一樣同屬「高砂族」人赴南洋前線的人數，但是這與前項「義勇隊」身份不同。因此，蔡慧玉所推算的總人數，應該是說「高砂族」赴南洋前線總人數的推算數字。
第三、林えだい（榮代）的『證言 台灣高砂義勇隊』一書，是他從1994年起所訪談的資料整理出從第1回到第7回的曾被派到南洋戰場的「高砂義勇隊」員的口述紀錄，以及領隊警察的口述。根據他所整理的共7次的情況，如下[39]；
（1）1942年3月23日：500人 菲律賓（其中400人於5月回台，100人7月被調到新幾內亞，40人於43年回台）
（2）1942年6月：1000人 新幾內亞（60人於44年回台）
（3）1942年11月：414人（航空隊） 新幾內亞（404人於44年3月因沈沒而戰亡）
（4）1943年3月15日：200人（海軍陸戰隊） 新幾內亞（戰後70人回台）
（5）1943年7月：500人 新幾內亞
（6）1943年6月：800人（海軍特別陸戰隊） 新幾內亞（46年若干名回台）
（7）1943年12月：800人 （高砂特別志願兵）新幾內亞（戰後百餘人回台）
根據林えだい（榮代）以上的記載，合計被派去南洋的「高砂族」總共有4214人，幸運的能回台者約有600～700人。
第四、日本的「曙光會（akebonokai）」主幹事門脇朝秀，根據「台灣總督府關係年表」整理出共七（八）次的出發記錄。其中與眾不同的是，是1941年與1944年有從軍的紀錄 。[40]
（1）1941年12月：比島（菲律賓）戰線 500人（其中50人戰死，100人被送到新幾內亞）
（2）1942年7月：人數去向不明，但8月在菲律賓呂宋島完成橫貫道路
（3）1942年10月：新幾內亞 618人
（4）1943年3月：新幾內亞 200人
（5）1943年4月：新幾內亞 516人
（6）1943年4月：第一回特別海軍高砂隊 600人
11月特別海軍高砂隊（志願兵）569人
（7）1943年7月：新幾內亞 429人
（8）1944年1月：Boruneo島 147人
1944 年5月：比島Manila、Leye以及Halumahera、Molotai等
根據門脇的記載，有關1943年「海軍」部分送到Rabauru的，應該解釋為分二個梯次送去的[41]。他與一般記錄有很大的不同點是在1944年的部分。這也與一般的「高砂義勇隊」認知有所不同。總之，依照門脇朝秀的推算，被送到南洋的「高砂義勇隊」應該有7000～8000人[42]。
然而到目前為止，最困難的一件事，是仍舊無法確認任被派去南洋的「高砂義勇隊」有幾回、有多少人數，以及其結果？
照理說，明確給這些家屬答覆的「義務」，是日本政府的責任。協助「高砂義勇隊」家屬搜尋親人下落的「義務」，也是日本政府的責任。然而這些連最基本的家屬起碼應有的「權利」，卻沒有受到尊重。這種「日、台歷史糾葛」，到目前為止，並沒有看到日本政府方面的「反省」與為之「化解」而所做的若干努力，導致當代日台關係無法推進到新階段。日本政府把20世紀的戰爭「後遺症」拖著帶到新世紀，而自行陷入被追討「戰爭責任」的漩渦當中。
第一回的「高砂義勇隊」是被台灣總督府拿來當「皇民化」宣傳之用，甚至於讓人誤導為「當兵比家好」的印象，進而大肆炒作之用。然而可悲的是，就像第一回「高砂義勇隊」那樣被炒作為鼓舞人心士氣用的隊員名單都沒有被公布出來。第一回「高砂義勇隊」共有500名，其中除了7月間轉往到新幾內亞的高雄部隊100名[43]以外，其餘的10月13日「凱旋」回台，受到英雄似的歡迎。照理說應有類似「復員名單」的出現，但是到底有多少傷亡者等問題目前仍不清楚。除了第五回的「高砂義勇隊」有「復員名單」以外，其他都沒有紀錄（？）可查。如果有「復員名單」，就可以從中瞭解到當時原住民被帶去時的若干情況。如帶隊的日本警察與每位隊員的人數、地址、聯絡人姓名地址與隊員之間的關係、傷亡或失蹤等的日期和地點、任官等級與其日薪、其所屬的部隊等。試想如果該隊員是日本人的話，一定會保留其記錄。並且依照該記錄，而在戰爭結束之後，儘快的派人去當地收拾屍骨，運回故鄉妥善安頓，才能「靈安故鄉」。可是因為他們是台灣原住民的「高砂義勇隊」，除了第一回的戰死者屍骨與隊員一起「凱旋」回台以外，其他戰亡者的家屬並未被告知任何詳情，可說是完全忽略戰亡者所該有的尊重及其待遇，卻在戰後不知不覺中被強迫接受「靈安故鄉」的立碑。何況根據1992年的「高砂義勇隊建碑由來」，不難發覺建碑的整個構想是來自於日本的「英靈」觀，這是照抄「東鄉神社」或「靖國神社」的台灣版「英靈」觀。在此之中看不出來台灣原住民愛好「和平」的主體性。試想當20萬日軍在南太平洋島嶼上被捨棄而在「餓死」邊緣掙扎之際，原住民卻表現的更有「原住民特色」。不管遇到多麼惡劣的環境，「高砂族」始終如一的保持一貫的「人格」特質，如重誠信、誠懇、守規律、不容易生氣、懂得分寸、友好、敏銳、不好戰但很勇敢。這就是真正的泰雅族、布農族等台灣原住民「英雄」精神。立碑者絕不能忘記或忽略這寶貴的原住民精神。
然而日本帶去原住民到南洋戰場，恐怕會牽涉到違反「戰時奴隸制」國際法的嫌疑。
台灣原住民「高砂義勇隊」就是在「戰時奴隸制」下，被迫從事軍中的「強制勞動」。此舉違反基本人權，也是犯罪行為。「戰時」日本對殖民地弱小民族，強迫從事如曝露在實彈之中等最危險前線從事搬運工作，甚至於在兵員不足時將替代兵充作先鋒部隊。這是違法當初去「六個月」的承諾與事先約定的「砍樹」「搬運」、「補給」等工作，此舉顯然被視為違反國際法的「強制勞動」行為。日本為了逃避國際社會的譴責，巧妙設計「志願」制。然而到了戰後六十年的今天，原住民耆老仍舊記憶當年日本人要族人去南洋時所保障的話「後事由政府負責」等話，但結果一切都沒有實現，在此其中更沒有任何的誠信可言。因此可說是只留下了家屬與當年隊員的「怨氣」而已。而對於存活下來的人來說，他們對祖先也無法交代。不知道怎麼死？又不知道死在何處？更不知屍骨怎麼處理？在一切都搞不清楚「靈魂得不到安寧」的情況下，又怎麼能封為「靈安故鄉」呢 ？
烏來的「靈安故鄉」碑是象徵「日本皇軍精神」。那麼新建立的碑，不知事要表達什麼？紀念什麼？其中考慮到的關鍵，就是絕對要讓流落在異鄉的「高砂義勇隊」回來。那要怎麼讓他們回來呢？先從新建「立碑」的角度，筆者在此嘗試論述以下建議；
第一，如新建「立碑」裡應有「新幾內亞」的土壤，以替代目前無法找回的台灣原住民「高砂義勇隊」的屍骨。這是一種變通的辦法。
第二，新建「立碑」時，必須要雕刻到所有在外地戰死的「高砂義勇隊」者的名字。為收集「名單」，一方面要各原住民部落去找尋，同時官民合力要日本政府提供資料。其中必須要注意的是因為當時被徵召出去時，全是用日本人的「假名（Kamei）」。在日本的靖國神社裡被「奉祀」的「高砂義勇隊」，他們的名字也是日本人的「假名（Kamei）」。因此，其中必須要有討回他們「原名」的過程，以及要將其編輯為對於每位罹難的「高砂義勇隊」祖先的傳記。然而為了表達對於所有的「高砂義勇隊」的敬仰，也應當要讓幸運能活著回來的祖先名字也能雕刻在「立碑」內，同時也是在替這些祖先編寫屬於他們自己的傳記。
第三，至於對於已有「舊碑」處理的問題，必須要先考量其有沒有表達台灣原住民的精神。「立碑」最少能代表原住民的「為祖孫後代犧牲」與「為證明有崇高的人格」、「為脫離被殖民統治而奮鬥」等「反殖民主義」的論述，關於這一方面絕對不能以政治性的妥協來作為選項之一。然而為了原住民子孫後代的「歷史教育」，雖然可以用「反面教材」的方式在某些適當的地點「陳列」，但也必須要將其來龍去脈說明交代清楚才行。
第四，要明確的表達台灣原住民族原本「愛好和平」以及「與大自然共存」等精神，以此喚起到烏來觀光者的共鳴，並且勾起大家「歷史性的反省」。的確，台灣曾經被殖民統治而被殖民統治者剝削奴化，誠然是非常不幸的時代，然而「高砂義勇隊」與台灣原住民的遭遇，以及台灣的大自然所遭受的傷痕，都是應該由全世界的人共同憐憫並加以譴責的。如此「高砂義勇隊」的精神與當代精神才能結合在一起。例如將「高砂義勇隊」的精神與烏來地區的大自然生態復原的努力相結合，成為最靠近大都市的自然生態美麗的溫泉觀光區。
第五，讓當代台灣的原住民可以驕傲的用自己的聲音大聲說話； 那不幸的被殖民奴化的時代，我們台灣原住民祖先為自己的族人後代，願意犧牲性命而接受強制命令赴戰場，但是台灣原住民在那殺戮的戰場之中絕不放棄原住民固有的做人基本精神。因為我們有了如此偉大的祖先，所以我們絕不辜負著祖先的期盼，一樣為自己族人子孫後代的繁衍，繼續努力奮鬥。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