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現代化」是中國資助的 

許介鱗

2002/12/11

前言

「現代化」(modernization)在日本稱為「近代化」,這是以歐美為主軸的歷史觀,於二十世紀的後半葉在美國展開。所謂的現代化過程是指,一個國家隨著產業革命的進行,達成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社會生活有大幅度的改進,以至於演變到政治民主的階段。現在即依世界霸權美國的「現代化」理論,來考察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的過程,一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政治民主化,跟利用中國資金和資源有何關係。

一、中國資助 「大日本帝國 」的興起

自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建立「近代國家」(modern state),稱為「大日本帝國」,新政府模仿歐美的近代產業,推行「殖產興業」措施,並採取「富國強兵」政策,而在軍事、礦山、鐵路、通信等方面實行官營,並設立繅絲、紡織等官營模範工廠等,而略有工業化的雛型。

  然而,日本具有規模的「殖產興業」其實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才正式開始。之前日本因資金短缺,成效有限。即使日本政府有英明的計劃,並借重西洋的技術,還是需要充足的資金與廣大的市場配合,才能使日本的工業發軔。馬關條約中國的巨額賠款,以及自此而後中國市場的「門戶大開」,加上日本經營殖民地台灣、朝鮮等的搾取,皆成為日本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

第一、甲午戰爭的賠款2億3,000萬兩(3,000萬兩是歸還遼東半島所追加),換算成日幣為3億6,451萬圓。日本在1894年發動甲午戰爭時的國家預算只不過是9,000萬日圓,可見賠款數目達到當時日本財政預算的四年分之多,成為日本推行「殖產興業」、「富國強兵」政策的鉅大資金來源。日本對此賠款資金,除了半數充當海軍與陸軍的擴張費之外,又多方面利用為發展實業,充實運輸通信等基礎建設費,以及台灣新殖民地的經營費用【表1】 【註1】。例如日本近代鋼鐵業的創興,著名的八幡製鐵所,就是配合軍需工業,從賠款項目下撥出58萬日圓經費設立的;其原料的鐵礦也是長期仰賴從中國與朝鮮進口,在蘆溝橋事變後的1938年變身為「日本製鐵」,戰後被盟軍總司令部(GHQ)分割而後再合併為「新日鐵」,超越美國鋼鐵業界,至二十世紀末的1997年中國鋼鐵製造業才趕上來。

表一 甲午戰爭賠償金收支計算(1902年度末計算) (單位:千萬)

科目

金額

19033月未

收入

軍事賠償
歸還遼東還報償金
償金運用利息‧差增

311,073
44,907
8,529

311,073
44,907

8,529

合計    

364,510

364,510

支出

編列臨時軍費特別會計
陸軍擴張費
海軍擴張費
製鐵所創立費
運輸通信部會
補助台灣經營費
 
編列天皇家族費用
軍艦水雷艇補充基金
災害準備基金
教育基金

78,957
56,799
139,259
580
3,214
12,000
20,000
30,000
10,000
10,000

78,957
54,037
125,267
580
3,214
12,000
20,000
30,000
10,000
10,000

合計    

360,809

344,055

 

扣除餘額

3,700

20,455


事實上,日本自明治維新以迄日俄戰爭期間,有85%的企業是在甲午戰爭後建立的 【表2】【註2】。因為企業的發展,首賴運輸、通信等基礎建設的配合,日本因靠中國賠款的資金,可以在不需借入外資的情況下,完成其「殖產興業」計畫。

表二 甲午戰爭後的企業勃興

業種

1984(A)

1896(B)

(B-A)

 

公司數

已繳資本金(千萬)

公司數

已繳資本金(千萬)

公司數

已繳資本金(千萬)

鐵道

32

65,973

57

90,104

25

24,131

紡織

53

14,338

76

28,771

23

14,433

開採煤礦

9

974

17

9,500

8

8,526

肥料

2

13,341

41

6,530

39

6,398

水運

81

13,887

101

20,232

20

6,345

保險

56

3,759

120

7,406

64

3,674

電燈<

22

2,379

37

4,624

15

2,245

委託販賣

20

381

125

2,618

105

2,237

造船

4

273

5

2,273

1

2,000

各種機械

5

212

16

2,106

11

1,893

生絲

158

2,064

259

3,870

101

1,806

採礦

30

7,234

34

8,586

4

1,351

外國貿易

12

915

17

2,157

5

1,242

石油採礦

70

619

88

1,754

18

1,135

煙草

15

43

25

1,113

10

1,070

製藥

15

1,211

25

2,250

10

1,039

(參考)

 

 

 

 

 

 

銀行

862

101,380

1,277

166,196

415

64,8

 

第二、中國的賠款也使得日本確立金本位制,而順利與國際經濟體系接軌。1870年左右,英、美、法等經濟先進國家建立了金本位制,以黃金作為國際間商品及資金的計算標準,而不再以白銀為貨幣準備金。這時候的中國和日本等亞洲國家,還仍然採用銀本位制,隨時冒著銀價波動的匯兌風險。日本要求中國馬關條約的賠款在英國倫敦以金元(poundssterling in gold)償付,利用此鉅額黃金為準備金,於1897年公布貨幣法,實施金本位制。日本從此跳出了亞洲國家使用銀幣的限制,在商品與資金的流動上,可與西方先進國家直接競爭【註3】。這是日本進入世界經濟體系,走向國際化社會的劃時代里程碑。

第三、中國市場的開放與關稅的不平等,使日本的對外貿易直線上昇。馬關條約給予日本最惠國待遇,貨物限於5%的關稅,且准許日本人在中國各口岸從事工藝製造,機器只繳納進口稅,所製造的貨物則豁免內地稅【註4】。相對的,日本修改其關稅定率,對工業製品及農產品,均課以20%以上的高稅率【註5】,中日兩國在關稅不平等的條件下,貿易競爭的勝負立見高下。

自維新以來,日本一直以絲、棉、茶三者為主要出口商品,迄1920年為止,絲仍是其最主的要輸出品【註6】。日本於1891年首次將棉輸往中國,而馬關條約後的1897年,日本的首次出超即仰賴此項商品【註7】。然而在同一時期,中國也正以絲、棉、茶為其累積資本的主要商品,但因關稅與貿易條件的不平等,使中國陷於毫無競爭力可言的處境。

維新以後,日本的經濟成長與外貿出口有密切的依存關係。如果與同時期的美、英、德等國的國民總支出結構作比較,則日本的出口與海外所得,從7%成長到接近20%,而美、英、德等國極少超過五%【表3】【註8】。在世界的六大洲,這時期日本對亞洲的進出口也是佔最大的百分比,從十九世紀末的大約20%,持續上昇到1930~34年的49.7%【表4】【註9】。這說明日本挾其工業發展與關稅「最惠國待遇」的雙重優勢,使亞洲各國居於相對的劣勢,不斷的遭受日本經濟力的浸透。甲午戰爭之前到之後,日本對亞洲的進出口,從1890~94年的28.9%躍昇到1895~99年的39.2%(同表四),即為一明顯例證。

表三 國民總支出的結構

 

1865-69

1885-89

1905-09

1925-29

日本

個人消費支出
政府經常支出
國內固定資本形成

政府建設

輸出及海外來的所得
輸入與海外支付所得
(扣除)

 

79
7.2
13.5
2.4
7.3
7.5

74.3
11.7
16.7
5.6
14.7
17.5

75.3
8.5
17.2
7.3
19.1
20.2

美國

 
消費支出
國內固定資本形成

政府建設
庫存品增加
純海外投

1973-86
80.1
17.4
0.9
5.2
2.4

1887-91
78.1
20.8
1.0
2.0

0.8

1907-11
79.2
19.3
1.6
1.5

0.1

1922-26
78.8
19.0
2.2
1.4
0.8

英國

消費支出
政府支出
國內固定資本形成
純海外投資

84.3
4.9
7.1
3.7

83.3
5.7
5.3
5.7

80.6
7.0
6.6
5.8

81.0
8.6
8.8
1.7

德國

個人消費支出
政府消費支出
純投資
政府建設
經常海外剩餘

83.6
6.2
9.9
1.0
0.3

78.4
7.4
7.4
1.1
2.7

74.6
8.7
8.7
1.5
1.4

78.3
11.9
11.9
1.6

1.3

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經濟史要覽』p.26


表四 洲別的輸出入結構(5年平均)

年間

構成比(%)

亞洲

歐洲

北美洲

南美洲

非洲

大洋洲

輸出

1875-79
80-84
85-89
90-94
95-99
1900-04
05-09
10-14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65-69
70-74

24.5
20.5
23.2
28.9
39.2
43.2
44.6
42.8
45.9
45.0
43.2
49.7
56.9
84.4
49.9
50.1
38.0
34.6
33.7
31.0

46.0
39.4
33.0
29.3
25.6
23.7
21.1
21.3
15.6
8.2
6.9
9.3
9.6
2.6
12.4
10.8
11.2
15.6
15.3
18.5

28.6
39.1
40.4
39.6
33.2
30.8
31.7
32.4
33.0
40.0
43.9
29.7
21.3
8.5
23.6
21.1
29.6
33.0
36.1
33.8



0
0
0
0
0
0.2
0.9
1.0
1.0
1.6
2.6
1.7
0.6
5.7
4.6
4.1
2.8
4.1





0.1
0.1
0.1
0.3
1.4
1.6
2.3
6.5
6.3
1.6
9.7
8.6
14.0
8.5
7.8
8.3

0.3
0.7
0.9
1.2
1.6
1.9
2.0
2.5
3.1
3.1
2.8
3.2
3.3
1.1
3.8
3.6
2.6
4.1
4.2
4.3

 

第四、台灣和朝鮮等殖民地,提供日本工業化後所短缺的糧食。日本工業化後,產業人口變動,農業人口大量移入都市,轉業成勞工,造成糧食短缺,此時往往需要仰賴糧食進口,法國和德國工業化後也曾出現如此現象,因而減緩資本形成的速度。日本地窄人稠,缺糧情況更形嚴重,維新以來米與糖二項的進口,即佔進口總額的10%以上【註10】。日本所以能順利解決工業化後的糧食問題,全靠殖民地台灣和朝鮮「外地米」的進口,而節省外匯【表5】【註11】。台灣產蔗糖從1896年起很長一段時間均佔農作物生產的95%以上,台灣產食米在蘆溝橋事變前後的1935~38年達50%以上,均輸往日本【註12】,遂形成「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殖民地台灣對日本供應農產品的依賴關係。

 

表五 殖民地米的饑餓輸送日本

地域

年次

(平均)

生產額

A

移出額

B

生產額對移出額
之比例
  B/A

朝鮮

 

千石

千石

 

1912-16

12,303

1,389

10.2%

1917-21

14,101

2,443

17.2%

1922-26

14,501

4,376

30.3%

1927-31

15,799

6,617

41.7%

1932-36

17,003

8,735

51.3%

1937-41

21,246

5,991

*26.1%


1910-14

4,416

756

17.1%

1915-19

4,785

950

19.9%

1920-24

5,145

1,117

21.7%

1925-29

6,460

2,390

37.0%

1930-34

8,060

3,478

43.1%

1935-38

9,344

4,750

50.8%

許介鱗「東亞援助日本抑日本帶動東亞?」,『政治科學論叢』第一期,p.173

殖民地另外還有平抑物價的作用。當工業化而人口集中都市,糧食減產時,糧價隨之上漲,此又帶動工資上漲及減少生產能力。但是日本從台灣和朝鮮輸入廉價的米糧,平抑物價、穩定工資,而能加強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日本因為擁有殖民地供應糧食,可以抑低工資和勞動所得、加速累積資本與擴充工業,而以較低的國際行銷價格,形成外銷工業的競爭利器【註13】

第五、甲午戰爭與取得殖民地,也擴大了日本政府的稅基。明治初期日本政府以直接稅為主,在戰前10年平均約佔稅收的64%。甲午戰爭期間日本政府開徵專賣稅、消費稅,使稅收轉移為間接稅。戰後10年間接稅成為主要稅目,平均約佔稅收的55%。戰前10年,平均每年稅收約6,500萬日圓、戰後10年每年平均1億2,400百萬日圓,稅收的成長幾達一倍【註14】。在1910年代初期,單單台灣產砂糖一項在日本銷售所課徵消費稅,每年就有4,500萬日圓的稅收貢獻【【註15】。經營殖民地的利益,由此可見一斑。

第六、從另一種觀點來說,賠款與取得殖民地,也成為日本轉向政黨政治的契機。訂立馬關條約之後的1895年秋天,板垣退助所率領的自由黨改變態度,與伊藤博文的藩閥政府合作,因為日本有鉅額賠款而同意政府擴張軍備。到了1898年,自由黨與進步黨合組為憲政黨,成立日本第一個政黨內閣,即大隈重信與板垣退助合作的「隈板內閣」。日本政治史上,藩閥與政黨的鬥爭始告一段落。其後,藩閥的伊藤博文也組織立憲政友會,使藩閥轉向政黨化了。這一切轉變,如果沒有外來賠款的龐大資金,日本是否能順利進入政黨政治的局面就值得懷疑了。

第七、日本在1985年馬關條約取得空前絕後的鉅額賠款,食髓知味,而在1900年中國發生義和團事件之際,日軍派兵2萬2千名到中國,是列強中派兵最多的國家。然而,義和團事件的庚子賠款4億5,000萬兩(當時中國人口據估計是4億5千萬人,等於是每人賠1海關兩),其中日本只分得3,479萬兩,比俄國(1億3,037萬兩)、德國(9,007萬兩)、法國(7,087萬兩)、英國(5,062萬兩)少很多。

1904-05年期間的日俄戰爭,為了戰費日本政府在國內發行國庫債?五次,共4億3,488萬日圓,並依日英同盟向英國募公債四次共6億8,959萬日圓,以及臨時公債1億8,959萬日圓,總共舉債13億1,354萬日圓之多而打敗了俄國。結果未能向俄國取得分文賠款,就是割地也僅限於荒涼的庫頁島南部,而最重要的收穫就是俄國將在中國東北的利權轉交給日本。

第八、至於日本在「大東亞戰爭」(日本戰後改稱為太平洋戰爭)的龐大戰費,也是中國大陸無數的資源支助的。依日本政府的記錄,日本在「大東亞戰爭」(包括第二次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的戰費,共達7,559億日圓(如依消費者物價指數換算,約為現在的170兆日圓以上)。此戰費的大部分,即利用日本政府所操縱的「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簡稱聯銀、總行在北京)和「中央儲備銀行」(總行在南京)所發行的通貨支出。前者與朝鮮銀行、後者與橫濱正金銀行有「互相寄存」的關係【註16】

依1987年始出刊的『朝鮮銀行史』的記錄,其籌措戰費的手法如下:日本政府把「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所要支出的戰費,由日本銀行經朝鮮銀行東京支店,送款至朝鮮銀行的華北分店。朝鮮銀行即將此金額記入於本行內聯銀的存款戶頭,同時也將同額的存款記入於聯銀內的朝鮮銀行戶頭。於是朝鮮銀行即應日軍的要求,從聯銀的自行戶頭提取聯銀券,交給日軍購買軍需【註17】。隨著戰火擴大,在聯銀的朝鮮銀行存款不斷的被提取,但是朝鮮銀行?的聯銀存款,則依日本政府的指示不得提取。

再者,當初由日本銀行匯入朝鮮銀行的日幣戰費款項,因為購買了日本政府發行的國債而支出,錢完全回流到日本國庫。結果,日本政府根本不需國庫支出,而以增發傀儡政權的聯銀券來籌措戰費。如此的籌措戰費,在戰爭終了時華北的通貨膨脹,幾達日本國內的一百三十倍【註18】

當然,日本帝國的籌借戰費和收括中國資源,也還用其他非常「不人道」和「國家犯罪」的手段遂行。

以「皇軍的阿片(即鴉片)謀略」來說,關東軍參謀部在「滿洲事變」之前,即要滿鐵調查部內的財務金融工作人員,在事前即潛入偵探整個地區的金融機關數目、內容和通貨狀況等,一旦關東軍進攻察哈爾等地,這些金融工作人員便立刻進入該地的金融機關、銀行,瞬時間接收而改換日方銀行招牌【註19】。並以代金要求蒙疆農民種植鴉片,從此察哈爾產鴉片,經北京、天津運送到華北、華中地區。蒙疆銀行所賺取的鴉片利潤頗大,在1938年度鴉片收益為4,382萬日圓,而到1945年時,鴉片收益超過4億2,000萬日圓【註20】。依江口圭一的『日中鴉片戰爭』,到偽「滿洲國」崩潰為止,共生產鴉片3億兩,而1944年鴉片利潤達3億元【註21】

另外,日本為遂行其「大東亞戰爭」,也秘密進行「偽鈔」的謀略戰。即由日本陸軍的秘密機關,第九技術研究所(因在神奈川縣川崎市生田的登戶,而稱為登戶研究所)第三科進行中華民國「法幣」的偽造工作。

登戶第三科製造的偽鈔總額約40億元,偽鈔在當地流通的金額約25億元。中日戰爭爆發的1937年法幣發行額為14億8,000萬元,1938年23億1,000萬元,1939年42億9,000萬元。從中國抗戰開始到武漢失陷的國民政府戰費只有10億至15億元,而國家行政經費則只7億元而已,合計不過17億至22億元【註22】。依重慶國民通訊社的報導:國民政府的財政支出額在1938年是24億元,39年28億5,000萬元,戰費為每年18億元或24億元。由此可知登戶研究所製造的偽鈔,相當於抗日初期二、三年的中國戰費。

橫濱正金銀行上海支店,以舊法幣交換率之半額接受軍票,交付舊法幣。偽鈔25億元的舊法幣可以籌借龐大戰爭所需物質,這可以從軍需資材的量,作戰所利用的物質量加以推測。依1945年7月31日,日本特務機關「松機關」的倉庫所存物資的明細表與估價表,可以窺見當時存有銀貨幣、銀塊、印刷用墨水、鎳、棉絲等,總額達182億7,093萬元【註23】

  可見日本如果沒有中國以及亞洲各地的軍需資源支持,怎麼能夠與資源豐富的美國打上四年的戰爭呢?

二、戰後中國也資助日本

戰後日本復興的軌跡,一般都歸因於1945─52年的美軍佔領改革,以及「美援」對日本復甦的功勞。在盟軍總司令部(GHQ)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的指揮下,促成日本往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發展,使日本不再變成美國的威脅。改革措施包括:解散軍隊、停止軍需生產、解散特別高等警察、對軍國主義者驅逐公職、政教分離、解散財閥使之解體、改革農地等。特別在民主化方面,採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開放婦女參政權、教育民主化與自由主義化,鼓勵勞工組織等政策。從此,日本的政治往民主化、社會往多元化邁進。

當時,以吉田茂為首的日本領導者,也採取「經濟立國」路線,將戰後日本最大的課題,設定為如何重新加入國際經濟體系,亦即,對內恢復國民的生活水準,對外活潑的參加國際經濟活動,為其施政的最高目標。

日本在戰敗後,由於是在美軍的佔領下,只好依賴著美國,加入美國支配下的國際秩序(Pax Americana),追隨美國的世界戰略,默默地追求經濟利益。

戰後的國際經濟環境由美國主導,一方面往國際合作,另一方面往貿易與資金的自由化潮流走。國際合作的具體表現為布列頓森林體系(the Bretton Woods System),以在華盛頓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即世界銀行、IBRD)為樞紐【註24】。日本得美國的支持,於韓戰期間的1952年加入IMF與IBRD。當時日本的外匯不穩,但是日本從IMF獲得信用貸款,也從IBRD借得必要的資金,於是新設火力發電設備、開發北海道、建設愛知用水、建設鋼鐵生產設備等,皆利用此國際金融組織的協助。

至於貿易的自由化方面,日本要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雖然有大英國協的反對,但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於1953年獲得暫定加入,1955年正式加入。日本因為加入國際經濟體系,得外援而充實基礎建設,才能促使經濟高度成長,而進入先進工業國家的行列,這些都是事實。但是當初除了「美援」外,中國資金也在冥冥中「支持」了日本的再起。

蔣介石「以德報怨」的放棄賠償不用說,戰後中國也不知道有多少資金流到日本去。據溥傑的妻子「愛親覺羅浩」(日本侯爵嵯峨家宮女)的傳記『流轉之王妃── 滿洲宮廷的悲劇』,「滿洲國的金塊(約4億日圓),由滿洲國中央銀行總裁,利用飛機,在蘇聯大軍進入前夕,運到日本。【註25】

又據朝日新聞記者大久保泰的「支那派遣軍和平交涉秘錄」,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於1945年8月12日,派遣日軍陸戰隊運出正金銀行上海支店的一箱箱金塊,由卡車載入驅逐艦,9月底日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將金塊三噸交給何應欽將軍【註26】。然而其餘的金塊下落如何,不得而知。

再說,日本保守黨政治的樞軸自由黨,其戰後的創黨資金,是日本海軍在上海的兒玉機關長兒玉譽士夫,從中國大陸帶回的鑽石、白金等動產所資助【註27】。這些鑽石和白金又是如何運送的呢?依當事人岩田幸雄的記述:「在終戰8月15日的前一天,我使用朝日新聞社的飛機,將值錢的物資運送到日本內地。兒玉機關派遣高源重吉(最高幹部之一)一同搭機。指揮官是志村參謀(海軍中佐)。為何選用朝日新聞社的飛機?因終戰時軍機不能用,而朝日新聞社的飛機在機體上畫著綠十字,可以說是“救星”。但在起飛之前一直擔心,因為雖選了金條、白金、鑽石、翡翠等輕而值錢的東西運載,然而堆載過多而怕飛機飛不起來。高源重吉說機輪會折斷而喊叫。……但是做夢也沒想到,這批貴重物資在戰後還變成日本政黨組成的資金。【註28】

除了中國大陸的資金援助外,戰後的台灣也以某種形式的資金援助日本人。依前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的回憶錄『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在1945年9月,大藏省和日本銀行運送了大量的台灣銀行券到台灣,因飛機滿載紙幣,同行的作者還要坐臥在紙幣上。此紙幣是由日本銀行印刷,算是從日本銀行本行運送到台灣分行,支付給在台灣的日本官吏,薪水預付到翌年3月份,以及包括到翌年3月為止的退休金。日方以專機運送台灣銀行券到台灣,並且得到麥克阿瑟司令部的許可【註29】。日方在戰後運送大量紙幣給日本官吏,自然加劇了台灣的通貨膨脹,而成為1947年「二二八事變」的原因之一。

美國以及麥克阿瑟司令部的偏袒日本,並不止如此。1950年9月,美國經由盟總的安排,要求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中日貿易協定」,規定中華民國自日本進口肥料及其他工業產品,並出口米、糖及其他農產品。此協定經由每年的更新,使中華民國政府在1950─65年的15年間不得不將肥料進口稅固定於5%,這是所有進口項目中稅率最低者。這等於是重新樹立殖民地時代「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關係【註30】。本來在台灣的政府是以肥料工業與紡織工業為重要策略工業,因肥料工業的發展受到日方壓迫,台灣只好利用美國推銷其剩餘農產品的棉花,而往棉紡織業方面發展。

總之,戰後日本奇蹟似的經濟成就,並不能完全歸於日本民族的勤勉,或美國對日本的大力改革和援助,中國等亞洲其他國家在冥冥中也等於以另類的隱形方式用資金挹注了日本。



三、結論

大英帝國的「現代化」,即產業革命以及自由、民主、人權是建立在巨大的殖民帝國之上的。換言之,英國的富庶繁榮與印度等殖民地的貧窮蕭條,有某種的相互關係【註31】。同樣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建國和「現代化」也是奠基於殺戳印第安人和奴役黑人的血淋淋的記錄上。美國的民主主義,肇始於向西部拓荒,此充滿樂觀主義而信仰自由與平等的「拓荒者精神」(frontierspirit),也是跟電影上所常看到的慘殺印第安人而奪取西部未開發的廣大土地的精神一致。美國等到1890年在國內拓荒的邊境(frontier)消滅以後,即將其美洲大陸不許歐洲各國干預,美國亦不干預歐洲各國搞殖民地競爭的門羅主義,擴大解釋為一種向海外進軍的「帝國主義」。

日本是亞洲各國中,最後搭上「帝國主義」列車的唯一國家,「大日本帝國」的幅員曾經擴大到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以至太平洋島嶼的每個地方,亞洲的資財、市場、人力等,資助了日本的「現代化」,日本才能成為亞洲「現代化」的先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又靠美國的庇蔭以及「以鄰為壑」的策略,創造「日本第一」(Japanas No.1)的奇蹟。

然而,1990年代之後,以美蘇為主軸的國際冷戰結束,二次大戰後日本依靠美國庇護謀求經濟利益的好景已經不再。在美國倡導全球化(globalization)之下,市場經濟擴大到全世界,進行國際化的生產,於是資金、人員、技術等生產因素超越國界移動。

中國大陸自1979年與美國建交,採取「改革開放」政策後,吸引了世界各國的資金和技術,逐漸變成世界的工廠,不斷地擴大國際貿易,累積外匯存底。從1992年到2000年的8年間,吸引外資約3,200億美元,即每年平均吸引外資400億美元,進行「現代化」的經濟建設。

中國的「現代化」資金,不是像日本在甲午戰爭的賠款掠奪,也不是如日本在二次大戰的戰敗前後從中國偷運資金到日本,而是光明正大地以優秀而豐富的勞力,廣大的內需市場,誘導歐美各國、日本甚至台灣的廠商去投資。從1979年以來的22年間,中國積極實踐「改革開放」政策,達成每年平均國內總生產(GDP)增加率達9.6%的高成長。現在中國的GDP為1兆1,600億美元,居世界的第六位,每人GDP約800美元。如果以購買力評價基準來算,中國的GDP達6兆美元,為世界第二位,超過了日本,而每人GDP則達3,000~4,000美元了。中國的「現代化」不用日本式侵略或偷運方式來掠奪資金,可以成為21世紀和平經濟建設的典範。

 

 

《註釋

1、安藤良雄編『近代日本史要』(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頁68。
2、Lawrence Klein and Kazushi Ohkawa, Economic Growth: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Since the Meiji Era (Homewood, Illinois: Richard D. lrwin,1968) p.175。
3、Tobata Seiichi ed.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I(Tokyo:The Institute of Asian Economic Affairs, 1966),pp.104-107。
4、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283。
5、安藤良雄,前引書,頁97。
6、Yoshihara Kunio,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 p.11。
7、Ibid, p.7。
8、安藤良雄,前引書,頁26。
9、同上,頁23。
10、Klein and Ohkawa,op.cit.,p.170。
11、井上晴丸宇佐美誠次郎「危機日本資本主義的構造」(東京、岩波書店、1965年)頁75。
12、台灣省政府主計處『台灣貿易五十三年表』,台北:台灣省政府主計處,1949年,頁180、198。
13、篠原三代平「發展貿易的關係」,小島清編『論、成長日本貿易』(東京、弘文堂、1960年)頁3127。
14、Tobata, op.cit.,p.107。
15、『台糖業概』第四九○(台北、台督府殖局、1927年)頁254。
16、日中、太平洋政府利用、費調達」、『朝日新聞』1987年11月16日。
17、朝鮮銀行史研究編『朝鮮銀行史』(東京、東洋新報社、1987年)頁533 ─ 545。
18、同上,頁682 ─700。
19、千田夏光『皇軍阿片謀略』(東京、汐文社、1980年)頁128-129。
20、同上,頁227。
21、江口圭一『日中』(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頁162。
22、山本憲藏『陸軍幣作』(東京、間書店、1984年)頁170- 173。
23、同上,頁185。
24、渡邊昭夫緒田原涓一編『際政治論』(東京、有斐閣、1988年)頁255─256。
25、愛新覺羅浩『流王妃 ─ 州宮廷悲劇』(東京、文芸春秋社、1959年)頁232。
26、田村吉堆編『秘大東史、大陸篇』(東京、富土書苑、1953年)頁219─ 220。
27、大森『後秘史1 崩車』(東京、講談社、1975年)頁280。
28、岩川隆『日本地下人脈』(東京、弘文堂、1983年)頁98、頁110-111。
9、見俊二『秘終直後台私終日記』(高知、高知新聞社、1979年)頁37、頁170-173。依據森川哲郎『日本疑獄史』(東京、三一書房、1976年)頁310。兒玉因從大陸帶回龐大的資金和資財,因此當敗戰後東久邇內閣的「參與」(官銜),又和鳩山一郎、三木武吉、嘉六等創立自由黨。
30、蕭全政「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下的政府角色調整」,東海大學主辦「中華民國之發展與亞洲之轉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中:東海大學,1989年,頁11。
31、許介鱗『英國史綱』,台北:三民書局,1981年,頁147。

*本文亦全文被轉載於: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編,《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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