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什麼樣的人叫作學者
依中國古代以來的傳統，人依學問的優劣大抵可分為五種。第一種是有學問又悲天憫人者，稱為聖人；第二種是有學問又有智慧者，稱為哲人；第三種是研究學問而通達事理的人，稱為大學者；第四種是有知識而能識別事務的人，稱為學者；第五種是有普通常識的人，稱為常人。除此之外，世間上還有許多連普通常識都缺乏的人，被叫做「沒常識的人」，這有一點諷刺的意味。
中國的學者或知識份子，本來強調的是學問而不是知識，認為知識乃是書獃子的事，死讀書之類。而學問則涵蓋了知識與生活經驗，學問好不好在於能否活用。
現在的社會，聖人不可得。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有沒有學問姑且不論，她當年興建不收保證金的慈濟醫院，發願於「一灘血的故事」。花蓮縣鳳林鎮有一原住民難產，送醫院流了一灘血，因繳不出八千元保證金，醫師未伸援手而死亡。故事所涉及的鳳林鎮莊汝貴醫師，心不平而控告證嚴誹謗。雖然慈濟證嚴法師的辯護律師團的有效辯護，一審做了無罪的判決，但不能撫平莊醫師及其後代四個女兒憤恨之心。慈濟證嚴法師大善事業，畢竟救濟不了怨懟者之心，又如何成為悲天憫人的聖人？
哲人是有智慧的人，日本明治初期的啟蒙學者西周（Nishi Amane 1829-97）將 phylosophy即愛智慧（the love of wisdom）翻譯成「哲學」。然而，當今不論在日本或台灣，有哲學的人逐漸稀少，都變成追求庸俗的名利的人。
現在，甚至研究學問而通達事理的學者也不多見。學問變成百貨公司的專櫃，這邊專櫃販賣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的商品，那邊專櫃販賣自然科學分門別類的商品。教師學者如售貨小姐，各自介紹自己充當飯碗的知識，所謂隔門如隔山，又如何將宇宙哲理、人生經驗融會貫通呢？
真正的學者，本來強調的是學問而不是知識，認為知識乃是書獃子的背誦如流，這等於死讀書之類。而學問涵蓋了知識的生活經驗，學問好不好在於能否在生活中活用。
二、從職業倫理來看台、日學者
我在1960年代留學東京大學的時候，有政治學的泰斗丸山真男在講課中，提到德國社會學者韋伯（Max Weber）的「以學問為天職」（Wissenschafts als beruf），他說追求學問的人，應懂得「禁欲」的道理，因為學問在追求真理，對世俗的動機或慾望，應儘可能地抑制，不然學問就無法成立。所謂「沒價值」（value free）就是超越特定的價值觀，並構築「理想型」的概念。但是，社會科學如果沒有改善社會的熱情是不會有成果的，社會科學需要燃燒的熱情與冷靜的頭腦，才能發生功效。
另外，我在東大西洋經濟思想史大師大塚久雄處，聽了韋伯「清教徒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的講解，他說清教徒的宗教信念與節儉行為，意外地累積了財富，而有資本主義精神的效果。學者是否可以修養到超越價值觀的「沒價值」性，清教徒的倫理又如何造就西洋的資本主義，說實在，令人存疑；但是，日本學者在擔任教職或從事研究時，對職業倫理的注重，讓我印象深刻。
一般說來，日本學者相當重視生活倫理，不會酒後駕車，避免性騷擾，不擺派頭，或以開高級轎車為榮。他們注重自己的形象，在意別人對自己的評價，而有羞恥之心，也不爭相當電視明星作秀。日本學者比較起來，甘於清苦節儉，生活樸素，就是一輩子從事冷門的研究，也是心甘情願。所以日本有各領域的專家，以人文地理來說，有俄國專家、韓國專家、馬來語專家、中東問題專家等，都有相當數目的學者存在。但在台灣各大學中，竟找不到一個教馬來語或懂馬來語的學者，這樣台灣當局還在奢談「南向政策」！
在東大時，還有一位東大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古島教授批評並拒絕拿美國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的錢來做中國研究，認為這正如戰前日本學者拿「滿鐵」（國策公司、南滿洲鐵道會社）的錢做中國研究，成為侵略中國的工具。但在台灣，如果能拿到美國人的錢來研究中國，還驕傲自以為榮呢。
三、從對政治保持距離來看台、日學者
中國傳統有「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因此台灣學者也就熱中於政治。例如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是化學或科學專家，也是執學術牛耳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即熱心干預總統選舉，對教育、文建、賑災、政治外行，卻要擔任教育改革、社區改造、九二一災區重建、跨黨派政治小組等工作，結果沒有一件事情做好。無論李政權時代或扁政權時代，熱心參與政治加入內閣者，即教授入閣擔任行政首長的，比比皆是。
相對地，日本學者在傳統上，往往與政權保持距離，由於在野的立場，故能對抗權力，認真維護學問的自由。例如明治時代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一輩子在野不當官，嚴厲批評封建主義，主張引進西洋文明。在明治10年代「民權」運動高漲之際，率先強調「國權」優先，1885年更進一步發表「脫亞論」，成為日本侵略主義的思想先鋒，從民間立場領導日本走向帝國主義之路。
又如日本有一歷史學者家永三郎，對自己執筆寫的高等學校教科書『新日本史』，因書本內有關東軍七三一部隊、南京大屠殺等侵略中國的史實記述，被文部大臣以檢定不合格處分，他即提起違憲訴訟，理由是教科書檢定制度，違反了憲法規定的禁止對出版物先行檢閱，侵犯了學者表現的自由、教育的自由。他一直纏訟了32年至死，這樣一生以學問為天職，維護表現自由、教育自由的學者，在台灣很難看見。
四、從日本統治台灣史的評價來看台、日學者
日本學者除了右翼份子歌頌日本的殖民地統治為「亞洲解放」之外，戰後一般有「良識」的學者，總是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台灣、朝鮮、滿洲國提出反省，羞於正當化日本帝國的殖民地統治。例如淺田喬二的『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論』，批判新渡戶稻造是殖民地體制肯定論者，以「政治關係」的有無為絕對要件，說「殖民」是殖民國的一部分國民，因「政治關係」移往「新領土」，殖民地就是「新領土」，而避開了在日本領有殖民地所發生的對異民族的壓抑、從屬、對立問題【註1】。對於矢內原忠雄的殖民論，也論證了矢內原雖然是人道主義者、和平主義者，但不是民族獨立運動的支持者，或反殖民地主義者。矢內原的台灣糖業帝國論，過分地評價日本糖業資本將台灣經濟「資本主義化」，完全無視日本糖業資本是一獨佔資本，而變成台灣的巨大地主，將台灣的半封建性，前資本主義的各種關係，作最大限度的保存和利用【註2】。
再如山本有造的『日本植民地經濟史研究』，也是將台灣、朝鮮、滿洲的殖民地研究，放在日本帝國主義分析的一環，從過去偏向殖民地的個別研究，進一步以概括統一的視角，「總體」的考察日本殖民地統治全體的結構和特質，由此把握台灣、朝鮮、滿洲的殖民地結構和特質，以比較史的觀點檢討【註3】。
松本俊郎在其著作『侵略與開發』說，戰前的日本資本主義，如果迴避對殖民地的侵略，則發展的條件實在非常貧乏有限。日本的殖民地統治，確實地不是以被統治民族的發展為意圖進行的，而是以領土支配為前提，在殖民地「為日本進行的現代化」，並不是就此準備了被統治民族的自立、現代化，反而是強制給該民族隸屬狀態【註4】。
平井廣一所著『日本植民地財政史』說，在日清、日俄戰後的財政情況下，日本對台灣、朝鮮的典型初期殖民地統治，乃是對抗日運動徹底地以軍事力、警察力鎮壓，構築其統治權力，為日本資本的進出先行鋪路，逐漸地擴大日圓通貨圈，整備了連結日本本土與殖民地的鐵路與海運網。如此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從貿易、金融通貨的側面包攝了殖民地，同時創造出私人土地所有的地租改正事業（土地調查事業），結果廣泛地產生了殖民地地主制【註5】。
長岡新吉、西川博史編著『日本經濟和東亞』論述，日本以「侵略」形式進行的總體經濟活動，在日本帝國主義崩潰之後，即使其後對被統治國的經濟發展能看到有某種意義的「貢獻」、「關係」，也不可以用（日本）「遺產」的效果來加以評價，應確認這是「歪曲的遺產」的存在【註6】。他們兩位從此觀點，對朝鮮、台灣、滿洲的舊殖民地的通貨膨脹、戰後的土地改革、經濟復興和貿易進行研究分析。
相對地，台灣學術界對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的評價，隱藏著日本為「台灣現代化」奠基的概念。認為經由日本的有效統治五十年，台灣是開發了、教育普及了、現代化了，不像中國大陸那麼未開發、落伍、教育不普及、矇昧無知，而對日本的統治台灣加以肯定。例如王育德著『台灣苦悶的歷史』，就是肯定日本的殖民地統治，認為「台灣的現代化」是日本的「能吏」（有才能的官吏）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等奠定的。從而忽視「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性。
台灣人學者王育德不像日本的學者那樣，從日本帝國的一系列殖民地統治，即從日本對朝鮮、台灣、滿洲的統治結構，來比較分析日本統治台灣的特質，而是僅僅只關心台灣的前途，認為台灣人經由日本的五十年統治已經不是中國人了，台灣的政治前途應該獨立。從而，他的研究在努力抹殺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過去種種關係，甚至遮掩台灣在日治時代的抗日民族運動，積極的形容經過日本「成功的殖民地統治」，台灣已經變成現代化的社會，「台灣人雖然硬是接受忠君愛國式的日本教育，但是從這些教育當中，已經可以自己分辨體會封建社會與近代社會的不同，義務和權利的表裡一體性，世界史上台灣的地位等。【註7】」如此美化日本殖民地統治，就是台灣一般學者的特色。
以「現代化」的觀點來說，在日本統治台灣以前，就有洋務派官僚沈葆楨在台灣推行行政革新、軍政改革、煤礦開採、道路開通、通信設施、砲台設置等事業。巡台使者沈葆楨在1874年（同治甲戌），日本出兵台灣時所書寫的拓本辭句，至今尚膾炙人口：「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陷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然而至今，有如此氣魄的台灣學者，恐怕難尋。
繼沈葆楨之後的台灣巡撫劉銘傳，也進行土地調查、山地開發事業而整頓了行政區劃，並提高稻米、砂糖、樟腦、茶等的生產性，開發台灣經濟「現代化」的活路。又在基隆與新竹之間鋪設鐵路，建築港口，建立郵政制度，進行理蕃事業，改善通貨制度，推進台灣與大陸和香港之間的貿易。因此，在日本統治台灣之前，台灣不是蠻荒之地，已有相當規模的「洋務」事業，將台灣的「現代化」全歸功於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既然喪失了台灣人的自主心與自尊心，又如何奢談「獨立」精神。
日本殖民地長官掌握台灣的行政、立法、司法以及軍政，在最初據台8年間即殺害了3萬2千多台灣人。然而王育德說，日本統治者對待台灣人的武裝抗爭，是運用「徹底的鞭與飴的政策」【註8】。所謂鞭的政策就是「匪徒刑罰令」等高壓手段，飴的政策其實是口蜜腹劍的「招降策」，在兒玉源太郎總督與後藤新平民政長官時代的「歸順式慘案」，就是對表示投降的抗日領袖，日方表面上用甘言蜜語許他們歸順，然後在歸順典禮上用機關槍全部殺戮。而台灣學者對這些執行匪徒刑罰令，殘害同胞的劊子手兒玉、後藤等歌頌為「能吏」，讚美他們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註9】。
兒玉、後藤的台灣治績，就是進行土地、人口、舊慣的調查，把握全島的實情來做成稅收等的基本資料。其次是沒收土地為公有，然後實施放領給日本企業，讓三菱、三井等大財閥進入台灣，以及在台退休後的官員。從台灣人的立場來看，日本的土地調查事業是奪取台灣人的土地，為什麼還值得歌頌呢？
日本殖民地統治下的台灣鴉片專賣政策，的確讓台灣總督府增加了財源歲收，然而對於日本殖民政府假戒毒之名行斂財之實，直到日本投降的1945年，還有販賣鴉片煙膏收入509,256日圓【註10】。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台灣人吸食鴉片而死亡者眾，而日本販賣鴉片煙膏的「販毒利潤」從未間斷過，又如何歌頌日本的「現代化」功績？
日本在台灣推行的「殖產興業」，是以製糖業為中心，後藤新平招請農政學者新渡戶稻造來台，努力於糖業的品種改良、技術引進，但這是要驅逐台灣人的自營糖業，為日本的糖業資本入台開路，如果台灣學者加以歌頌，又如何來確立「台灣精神」的主體意識呢？
日本的統治台灣，一貫地用鎮壓與歧視的差別待遇。禁止台灣人設立會社（公司），用歧視政策限制任用台灣人官吏，在日本總督府的高級官吏中，沒有一個台灣人，在州知事（縣長）方面也沒有一個台灣人。台灣人沒有受教育和就業的平等權利，又如何奢談台灣的「現代化」呢？
現在，由這些歌頌「台灣現代化」意識形態和台灣學者，編輯「認識台灣」教科書，以「本土化」的立場，從國民中學的課程再推進「九年一貫課程」，教育台灣子女的歷史意識，豈不悲哀？
五、從對中國大陸的研究來看台、日學者
日本學者對中國大陸的看法，無疑的長期受西方學者的影響，認為中國的政治是「專制」的，經濟是「停滯」的。特別是受西方有名的古典名著的影響既深且鉅。例如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法意』，將亞洲的奴隸制對比歐洲的自由主義。黑格爾（G.F.W.Hegel）也在其『歷史哲學』斷言，東方不懂精神的自由，依其自由發展史觀，最初階段是東方世界，第二階段是希臘羅馬世界，第三階段才是日耳曼的基督教世界。馬克斯（K.Marx）則在其『經濟學批判』的序文說，「概括言之，從亞洲的、古代的、封建的，以及近代布爾喬亞的生產模式，可以區分經濟社會結構的發展階段」，此說法即變成一種公式，最原始的就是「亞洲生產模式」，而成為日本的馬克斯主義者議論的問題。威特佛格爾（Karl A. Wittfogel）在其『東方社會的理論』說，西方是由古代的奴隸社會，過渡到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再往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但是東方社會不僅是「停滯」的，甚至往中世紀的歷史發展都不可能，從而構想他「東方專制主義」的理論。
如此日本學者相當的受西方思潮影響，但是正統的中國學家（Sinologist）的大陸研究，卻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這些日本的漢學者對於當代的中國政治經濟，也往往放在幾千年的歷史潮流中觀察，從此認為中國的政經生活方式有其一貫性的轉變【註11】。譬如說中國共產黨提倡「社會主義經濟」，以為這也是一貫的中央集權制，並且繼承中國國民黨在1930年代抗戰時期強力推行中央集權化的結果，同時也是在冷戰時期延續「戰爭經濟」的型態，到了與美國敵對關係解凍後，即轉為「改革開放」政策。如果再往歷代王朝推論，則中央集權乃是中國常見的統治型態。在此宏觀經濟的大前提下，日本學者才展開其獨自的當代中國大陸的政經分析。
其次，日本學者對中國大陸的關心，是從與日本的關連來考察。日本漢學者的「中國學」（Sinology），乃從遣隋使、遣唐使與日本聖德太子的「大化改新」論起，就是對當代大陸的政經分析，也毋寧說在於關心中國的政經變化，對日本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因此，日本學者對中國政經的最新發展趨勢，特別關注「改革開放」後的重大變化，中國從「鎖國」轉變成「開國」，又加入WTO之後，中國跟世界各國的經貿往來發生更直接的關係，這又如何影響日本在東亞的存在價值，而以此作為其研究中國的出發點。
第三、日本學者對中國大陸政經的研究，比較偏向於宏觀的研究。因為中國採「社會主義經濟」，全國生產、銷售以至消費上的經濟活動，基本上均由國家即中央政府統轄，而且一切有關經濟活動的統計、資訊等基本數據資料，幾乎都經由中央政府發布，故在研究方便上，也難免偏向宏觀經濟了。
相對的，台灣學者對中國大陸的研究，大多是看美國政府的臉色，拾美國學者的牙慧，缺乏一貫的立場。如果有的話，就是從共產黨統治觀察中國，因此至今將中國稱為「中共」，這是美國從前稱呼Communist China的簡稱吧！
美國在尼克森政府（1967-74）時代，改變政策打「中國牌」以制衡蘇聯，開始「美中接近」，對門戶開放的「中國革命」表示同情。到了福特政府（1974-76）、卡特政府（1977-80）時代，美國推展與蘇聯共產圈的共存路線與「人權外交」，於是對毛澤東主義的偶像崇拜與文革神話進行打擊，中國的形象即從同情轉為侮蔑。然而到雷根政府（1981-88）時代，提倡「和平共存」與「強大的美國」，對中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抱以熱烈掌聲，對中國前景盛行樂觀主義。到了布希政府（1989-92）時代，欲建立後冷戰時期的新秩序，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美國態度180度轉變，對中國的樂觀主義立即墜入一片悲觀主義。到了柯林頓政府（1993-2000）時代由民主黨執政，放棄了「人權外交」而著力於「經濟外交」，稱讚中國的市場經濟化，期待中國的經濟「軟著陸」，甚至向中國表明，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三不政策」。到了小布希政府（2001-）時代，為了對台軍售，說美國將「竭盡所能協防台灣」，但是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美國又要中國合作「反恐」了。
台灣學者對中國大陸的研究是短程的，跟隨著美國政權轉移和美國學者的轉變，一起一落，一喜一憂，出爾反爾，理論架構一大堆而不知所云。如果從中國漢字七千年發展的歷史來看，中國大陸所發生的政經現象，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或胡錦濤的治政，只不過是歷史巨大洪流中的泡沫。
另外，台灣學者也喜歡在國際政治上模仿美國學者的「博奕理論」（game theory），而不知這一套數理邏輯推演工具，只有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可以運用，連伊拉克的海珊都難「交互決定」其複雜過程，台灣對中國要運用「博奕理論」方法研究，簡直是兒戲學問的尊嚴。
台灣學者與日本學者的最大差異是，日本學者牢牢記著中國與日本的關係，而台灣學者則在努力切斷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甚至有少數學者在歌頌台灣有「日本精神」，並致力於「本土化」的台灣研究，而對中國的發展與命運漠不關心。直到最近親身感受到有很多台商到大陸投資的趨勢，才猛覺醒過來重彈「中共威脅論」。既然在感情上「反中國」，對中國有厭惡感，又怎麼能客觀的研究中國大陸呢？
六、結論：在大學結構改革下的台、日學者
在美國設計和策動的「全球化」潮流下，各國大學競相進行結構改革，台灣和日本也不例外，教育當局以財政補助與否控制各大學，誘導各大學合併或淘汰，經由大學評鑑和財政資源的分配，對所謂「卓越大學」給予額外獎助，特別是對生命科學、資訊技術（IT）、環境、國家技術和材料領域，集中的給予經費補助。
另外，日本經濟衰退，台灣經濟也開始衰退，大學改革也策劃大學的法人化、民營化，獎勵學者開發對經濟成長、產業振興有直接效用的技術，政府對這類學者給予研究開發投資，而對基礎科學或有關人文科學的研究經費越來越少，於是大學也引進美國式的企業統治（corporate governance），學者競相轉變為企業權力的奴僕。大學不能評價市場原理，而顛倒地變成市場原理在評價大學。不論大學或學者，在美國式的計量科學下，學者被要求量化，並特別要求效率、能率，都被迫喪失了主體性意識。不論在日本或台灣，學者的生活緊張，沒有寬裕的思考時間，最後都變成沒有思想，沒有哲學的人。愛智慧（the love of wisdom），花時間醞釀學問，成了遙遠的過去。大學不是「諧和的社群」，而變成「競爭的社群」，學者都在競爭追求權勢和金錢，豈不哀哉？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