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幕府末年，有佐久間象山倡導「東洋道德．西洋藝術」論，而在中國的滿清末年，也有張之洞主張「中體西用」論。這兩者是有共通點的，即都採用西方科學技術，並以維持體制秩序為目的。但是因前者具有主動性而與後者的被動性不同，遂產生兩者在實踐態度上的差異。同時，這也顯示亞洲在接受西洋時約兩種基本模式。
日本是根基於攘夷的「開國」思想，朝向「明治維新」的統一國家——近代國家邁進。相對的，中國則始終抱持消極的海防論——「鎖國」思想，而在西洋的「船堅砲利」面前敗退下來，並隨著列強的劃定勢力範圍，長期陷於軍閥割據與混戰的局面。好不容易中國到了可以建設統一國家的時候，竟又捲入西方意識形態「共產主義」跟「自由主義」鬥爭的漩渦，在COCOM（對共產國家輸出管制委員會）的「圍堵」策略中，不得已又被迫「鎖國」了一段時間。等到冷戰結束前後，中國大陸才轉為「改革．開放」政策，迄今仍有大量外資湧入，迭創高經濟成長率的記錄。
日裔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所著『歷史的終結』一書中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意識形態的戰爭史，由於冷戰的告終，最大的意識形態戰爭隨之結束，自由主義勝利了，因此推論歷史的終結。對此，領導日本研究的美國學者查爾瑪茲．詹森（Chalmers A. Johnson）教授則在其著作『歷史重新開始』裡面論述，正因為在冷戰狀態下，歷史才暫時停止，冷戰結束以後，出現經濟超大國日本，歷史又再度展開起來。
無論福山抑或詹森，畢竟都是從美國僅兩百多年歷史的狹隘眼界出發，而且以美國的意識形態來論斷歷史。可是，如果從亞洲的立場來看的話，歷史是綿亙數千年而延續著的，歷史絕對不單單是意識形態的戰爭，再說，也不能單憑日本的事例來概括世界史的開始。
從亞洲人的亞洲觀點言之，共產主義固不用說，連自由主義也都是西方重視物質的唯物主義。由西方「自由主義」的角度來說，經濟上應有企業活動的自由，政治上應採自由的議會民主制度，但這些自由主義也存在著物質的享樂主義與慾望失控的無秩序等問題。相對於此，亞洲傳統的儒教、佛教、回教，還有日本的神道，各教都具有「知足」、「節制」等抑制慾望的思想。或許正是因為有這種抑制慾望的想法，亞洲才大大的延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亞洲由於產業資本主義起步晚，長久以來即被貼上「停滯」與「專制」的標籤。孟德斯鳩（Montesquieu）在其名著『法意』中，將亞洲的奴隸制度對照著歐洲的自由主義論述。黑格爾（G. F. W. Hegel）也在其『歷史哲學』斷言東方是不懂精神自由的，依其自由的發展史觀，第一階段是東方的世界，第二階段是希臘與羅馬的世界，第三階段是日耳曼基督教的世界。而馬克思（K. Marx）則在其『經濟學批判』的序文中說，「概括言之，從亞洲的、古代的、封建的以及近代布爾喬亞的生產模式，可以區分經濟社會結構的發展階段」，他的說法即變成一種公式，這原始的「亞洲生產模式」，之後便成為馬克思主義者議論的問題。威特佛格爾（Karl A. Wittfogel）在其『東方社會的理論』中說，西方由古代的奴隸社會到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再往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而東方非但「停滯」甚至連往中世紀的歷史發展都遭到否定，並從此構築其『東方的專制主義』理論。
因此，相對於東方的「專制」，西方乃是「民主」的一種邏輯，便隨著西方產業主義的席捲全世界而變成一般的通論。亦即，在亞洲的傳統當中，從來沒有產生過「自由」、「民主」與「科學」，這是近代西方所創造的，除了向西方學習之外，沒有其他辦法。日本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即以為，除了「脫亞論」之外，近代日本別無生存之道。中國也從五四運動開始，提倡「民主」與「科學」，即使是今天的中國大陸，也仍然被認為是欠缺「民主」與「科學」的地方。
儘管如此，在西方發達起來的「民主」與「科學」，還是有偏重物質文明輕忽精神文化的傾向。
所謂「民主主義」，在基本上就是指由人民統治，亦即人民擁有權力，並自己行使權力的一種政治原理。可是，現今西方的民主政治，變成選舉時依得票數多寡而決定當權者的一種裝置。而且，選舉需要花費鉅額資金，無論是議會內閣制或是總統制，都必然地變成「金權政治」，而顯然的構成權力的下降過程。國民在好幾年才舉行一次的選舉中，一瞬間參與「主權的行使」之外，日常都必須接受當權者的決定與指揮。「主權在民」的空洞化已相當病入膏盲。
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等歐洲國家，金權腐敗的醜聞不絕於耳，而美國柯林頓政府任命的九十八位大使當中，有三十八位其實是對該政權提供大筆政治獻金等的酬庸。即使在日本標榜改革與清廉的細川前首相，也由於牽涉政治資金案而被迫下台。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治，最嚴重的病根即是「金權政治」。在如此的民主主義之下，遂造成金權腐蝕人權，金權扭曲權力分立和法治主義的結果。
其次，試再全盤審視西方的科學技術文明。的確，科學技術是給人類帶來了便利與財富，但在今天也丟給人們想承擔也承擔不起的巨大負面課題。因為西方科學技術的進步與產業開發主義，造成整個地球環境的破壞，目前正緊緊地逼迫著全體人類的生存危機。但是，若以西方資本主義的精神作出發點的話，隨同今天的環境保護運動及資訊化社會的發展，卻又製造另一次絕佳的賺錢機會。八○年代期間，酸雨、車諾比核子輻射污染事件、地球溫暖化、臭氧層遭破壞、艾克森巴爾迪茲油輪事件、禁止象牙出口等，不論舉出哪一件，對以募集資金為目的的廣告文化發展來說，都是一大熱門賣點。一部分的環境保護主義者，就靠著那些案件構想更多的賺錢術。舉一個例子來說吧，支持禁止象牙貿易措施的組織，就從事DM（直接郵件）活動而賺進甚大的利益。
對確立日本資本主義的實業基礎遺留下很大貢獻的澀澤榮一，便一針見血地指出「什麼是致富的根源呢，仁義道德是也。若非以正當之道理致富，是絕對不會長久的」。澀澤榮一自幼年時代即從父親那兒習得『論語』，一八六七年，隨侍德川慶喜將軍的弟弟昭武遠赴歐洲，參觀巴黎博覽會，尚有如次的領悟。學習先進國家的現代化產業設施或經濟制度固然很重要，但仍應把論語（道德）與算盤（利潤）兩者並重。亦即，在以追求利潤為目標的經濟活動中，也不可或缺仁義道德。澀澤基於這種道德觀的商業手法，從明治初年起總共參與了五百多家公司企業的創立，因而贏得「近代日本資本主義之父」的美譽。今日在這泡沫經濟後遺症慢性化的當兒，為了治療此一沉痾，也有必要恢復倫理道德觀吧！
因而，在近代亞洲接觸西洋文明時，亞洲的知識份子在當時究竟如何因應的歷史原點，乃是值得再度回溯追根究底的問題。
日本幕府末年的佐久間象山，就鴉片戰爭時英國的舉措加以論斷說：「夷狄向來不講究道德仁義，唯精於逐利」。意即，英國硬要將鴉片賣到中國，其強迫貿易只是為了追求利潤，這是違反東方仁義道德的侵略行為。但是，當西洋「船堅砲利」的武力跟東方的「仁義道德」對決時，決定勝負的，鐵定不是道德而是武力。因此，象山一方面將儒學「仁義道德」的傳統當作維持秩序的教義而讓它保存下來；另一方面把朱子學「格物窮理」的邏輯重新闡釋為西洋的實證科學技術，並使之更替發展，遂誕生了他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論。然而，對象山來說，這促使「皇國變成世界第一等強國」的妙策，從此一開始就拘限於日本的「一國強國」論，以致仁義道德在科學技術之前遜色，而喪失其正義力和抗衡性。
以歷史的反省為基礎而構築的新「東洋道德．西洋藝術」論，既非向來的日本一國富強策，也不是在企求維持傳統的統治體制。現今這個時代，正是科學技術凌駕倫理道德的時代，生態學墮落為利己學的時代，值此人際關係被規範為金錢關係約二十世紀末期，應在思想層次上，將西方物質文明優先的價值觀轉換過來，回歸到亞洲傳統重視精神文化的那種價值觀，在嘗試其辯證法的發展上努力探索，這就是把「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舊觀念，改鑄而賦予一個現代史的意義。
西方從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的時候開始，就以個人為立足點，個人優先於社會或團體的利益，而發達起「人道主義」思想，同時認為人類具有「科學」的本能來觀察和處理自然現象的能力。然而，亞洲文化所孕育的有關人與自然界的思想，跟西方以「科學的」分析現象乃至要「征服」自然的想法是大相逕庭的。東方是將整體生命放在宇宙有機體中去掌握，這不是西方那種要與之分離而抽出的想法，相反的，東方是人要與自然一體化而「共生」並「融合」的思想。亦即，人與自然一體化，天地之中有個人，個人之中存在著天地，此乃所謂「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
東方的老莊或禪的思想，就是「山川草木悉皆佛性」。無論是廣大無無垠的宇宙世界，極微小的微量世界或是量子論的世界，都是一種超越物理學預測能力範圍的「混沌」（chaos），但此世界卻在幽冥默契中保持有條不紊的規則與秩序。地球上只有少數先進國家享受人道主義與科學主義、豐裕與技術，然而這些享受反而促進了整個地球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的浪費，帶來社會道德的頹廢和人際關係的疏離，也加速了環境和生態系統的破壞。為了解決人類未來所面臨的嚴重課題，是否能把亞洲文化核心的道德性，辯證法的使之復興而活絡化起來呢？
就此世紀末的現象，與其依靠神明來拯救個人的靈魂，倒不如善加運用亞洲傳統實行集體的自我修練，有主體性而又有創造性地尋求與自然一體化的方策，從而構想讓人類與自然重新在這美麗的地球上共生的地球文明論吧！
＊本文摘錄自：許介鱗編，『「文化震源地亞洲」研討會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