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福澤諭吉的文明觀就是「文明開化」思想。他之所以被稱作啟蒙思想家，是因為他引領了日本進入所謂「文明開化」國家的行列。那麼，「文明開化」究竟包含著什麼樣的意義和內容呢?
日本學者常說，明治以來日本的「文明開化」，只學到西方的蒸汽、電氣、郵政、印刷等表面的技術，而忽略了西方原來的精神或本質，而以此感到遺憾。這也暗指日本沒有充分學到西方的民主主義精神。
但是，西方的民主主義是近代市民社會的產物，從時間上來說，是出現在歐洲形成近代國家，和歐洲的絕對君主體制對世界各地「進出」之後。換言之，西洋的自由、民主，是列強爭奪殖民地和經營殖民地的結果所產生的。
因此，如果從世界史的觀點，以及列強對外「進出」的關係來探求「文明開化」的精神時，即可發現，一方面是包含著輸入外國資源和輸出本國商品以增加國家財富的「殖產興業」論；另一方面則是在「富國」的過程中，如果在原料資源地或商品販賣市場起爭端時，就訴諸戰艦、大砲的「強兵」手段，因而也稱為「富國強兵」論，這兩者恐怕是其本來的精神吧！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所樹立的新時代精神，也是在「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如果從這裡來評論啟蒙思想家福澤，則他在明冶初期就很快地學到西洋的「實學」，形成一套「有體系的哲學」，之後便在意識形態上領導著日本。
試看福澤如何地形成其「文明開化」史觀，這跟他在幕府末年三次遠赴歐美遊歷有密切的關係。第一次是在一八六O年，他以幕府的軍艦奉行木村攝津中的隨從身分前往美國。他乘坐從荷蘭買來的小型軍艦「咸臨丸」號到舊金山，對大飯店裡的豪華地氈、女士優先（lady first）的習俗，以及美國建國之父華盛頓的子孫也過著常人的生活而大為驚訝。福澤到各地的製造工廠參觀，並買了一本韋伯斯特(Webster)所編的英文字典，回國後擔任幕府的編譯工作。第二次是在一八六一年到六二年，為幕府派遣到歐洲的使節團一員，搭乘英國軍艦奧辛號，經香港、新加坡、埃及、法國、英國、荷蘭、普魯士、俄國等，詳細地參觀和考察歐洲各國的政情風俗，回國後執筆撰寫其「西洋事情」初篇。一八六四年，他晉升任職於外國編譯局，年俸一五○袋米。第三次是在一八六七年，這是幕府快要垮台之前，因幕府購買軍艦「吾妻艦」(後改稱「東艦」)，他為購買團的一員再度赴美，經由巴拿馬地峽，歷遊紐約、華盛頓、波士頓等地才回國【註1】。
明治維新以前，福澤的三次遊歷西洋都跟軍艦有密切關係，這使得他經由西洋的「船堅砲利」，認識到西洋「文明開化」的真髓所在。在早期的「倫敦日本協會雜誌」中，也特別指出福澤一八六七年赴美，為軍艦購買團的一員，參與日本的海軍建設，這跟他日後強烈地主張擴張軍備論有密切的關係【註2】。
福澤的「文明開化」論，是與「野蠻末開」的概念成對比而展開的。
他在一八六九年所著的『掌中萬國一覽』一書中，將人類大分為「野蠻」和「文明」，由此再細分為「渾沌」、「野蠻」、「未開」、「文明開化」四類，但他的文明概念可以說尚未成熟【註3】。其後，在一八七五年著『文明論之概略』，以驥左(Francois Guizot)的『歐洲文明史』、巴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的『英國文明史』等，補強其「文明觀」【註4】。依此文明史觀，歐美列強為最高的文明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各國為半開化國家，而非洲、澳大利亞等為野蠻國家【註5】。
據此，他將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區分為「野蠻社會」、「半開化社會」、「文明社會」三個階段。然後說，日本經由明治維新，已脫離半開化社會，逐漸接近文明社會。
而當時的中國和日本，到底哪一國較接近文明的階段呢？一般的說法是，中國雖然有獨裁專制的政府，但是尚有易姓革命的事，而日本為天皇萬世一系的政體，因之，日本比較「固陋」。然而，福澤反駁此為庸俗之論，主張「支那人思想貧乏，而日本人思想豐富」【註6】，於是論斷日本較接近文明的階段。
他具體地以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對歐美的態度來評論。英國堂堂正正地向中國要求開國貿易，然而，中國蔑視英國為夷狄而頑固不開，英國即以文明的利器「船堅砲利」攻擊，中國一下子就被打垮。其後，中國的行動一直反覆無信，而成為英國動用武力的理由，中國每戰必敗，接二連三簽訂不平等條約，支付賠償金【註7】。
英國和中國這種一進一退的關係，福澤拿來應用在日本和朝鮮的關係上。他說：「日本是強大的，朝鮮是弱小的，日本已經進入文明，朝鮮則尚停留在未開化。【註8】」他慨嘆日本和朝鮮的貿易，在釜山、元山的進出口，一年才三百萬日圓，仍然是寥寥可數。法國、英國、俄國、德國、美國等西洋列強曾強迫朝鮮「開國」，然而，因其頑固的堅守「鎖國」主義，並興起「攘夷」運動而未能成功。但是，日本在一八七五年乘江華島事件，派遣使節黑田清隆和井上馨，率領軍艦，逼近其首府京城，以一朝之談判，迫使朝鮮開放「和親」貿易之路。因此，他主張，「今後朝鮮即使與其他西洋各國締結條約，因我日本為朝鮮最初的和親國家，在交際上應佔首座，此乃自然之趨勢也。【註9】」
福澤的邏輯是這樣的。英國由鴉片戰爭強迫中國開放門戶，首先締結和親貿易條約，因此在中國佔最優越的地位。同樣地，美國以培里率領艦隊迫使日本開國，最先締結和親貿易條約，因此美國從日本的開國到幕府末年，常在日本居首座。因此，同樣地類推日本和朝鮮的關係，日本也應該居首座。福澤的邏輯並不止於此，他主張從「首座」再一躍而為「首魁盟主」，並強制對方「文明開化」。
既然日本居「首座」的地位，則對朝鮮的內政，不論是治亂興廢或文明進步，日本都不能袖手旁觀。他說：「如果其國勢未開，則應該誘導其開化，如果其人民頑固，則應諭勸其開明。【註10】」這樣日本干涉朝鮮內政也就正當化了。因為，「在亞洲東方，任此首魁盟主者，乃我日本也。【註11】」
如果朝鮮或中國，拒絕日本為「盟主」，抗拒日本強制「文明開化」，日本應該採取什麼手段呢？福澤的邏輯最後歸結到戰艦、大砲的「強兵」手段，謂「我在東洋之戰略，終究非依賴兵力不可。【註12】」
法國使用新式蒸汽的軍艦，不到兩、三個月就征服了越南，這使得福澤大為驚嘆，他認為，世界各地的對立就如禽獸的弱肉強食，強食者為文明國，而弱肉者為非文明國，因此，日本應及早加入強食者的陣營，跟文明國人共同追求“良餌”。於是他主張，「應在亞洲的東邊，創立一新西洋國（即日本）【註13】」。他預料中國遲早也會像波蘭那樣被瓜分，日本應加入法國、英國、德國、俄國等列強的陣營，割取中國的台灣和福建省的一半，他甚至野心勃勃地描畫「支那帝國分割之圖」【註14】。如此，西洋式的弱肉強食史觀，就形成了他那有名的「脫亞論」。
「我國不可猶豫等待鄰國的開明來共同復興亞洲，毋寧脫離其隊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就是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可因係鄰國而特別客氣，必須依西洋人對待他們的樣子加以處理。【註15】」
福澤之所以被評論為卓越的啟蒙思想家，是因為他在一八八三年的「外交論」中，主張日本應成為東亞的新西洋國；一八八四年十月的中國分割圖上，預言日本將割取台灣；一八八五年三月的「脫亞論」中，從意識形態方面指導日本往後應走的方向。福澤在中日甲午戰爭和締結馬關條約的十年前，就能預先決定日本以後所走的路線，向日本朝野廣泛地宣揚西洋「文明開化」的真髓。這就是他擁有啟蒙思想家頭銜的起源。
福澤傳播其思想的主要方法是，創立「慶應義墊」（今慶應大學），教育學生，同時大加運用當時算是新式傳媒的『時事新報』。他從一八八二年三月創刊『時事新報』，到一八九八年九月罹患腦溢血為止的十六年間，不停地在該報發表時事評論，持續地主張日本應採「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的政策，以成為西洋列強的一員參與競爭。他斷定：「英國為世界第一的貿易國，也是世界第一的富國，因此，要使國家富強必須使貿易鼎盛。【註16】」他認為，「殖產為國之本」、「西洋的文明開化在於錢」、「日本尚非有錢國」、「要使日本變成有錢國」，這是他考究「富國」的思想動機。
國富是與外國從事貿易而產生的，而此國富又可以成為「強兵」之本。因為有錢財就可以製造武器、購買武器，也可以豢養士兵或雇用傭兵。在這卑鄙的世界，甚至連「公議輿論」也可以用錢購得，只要事先備妥武器和兵士，再加上公議輿論，則打勝敵人易如反掌。西洋人的戰爭大概沒有不用這種方法的。因此在國際關係上，儘管常說「和親條約」或「萬國公法」等漂漂亮亮的詞藻，但這只是表面上的形式而已，其交誼的真正本質不過是爭取權威、貪圖利益。看看這世界古今的事實吧！貧弱而無智的小國，根本沒有依賴條約或公法而得以保全獨立的。福澤深信「百卷萬國公法不如數門大砲，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註17】，可以說一語道破了西洋「富國強兵」的真髓。
因此，落後國家日本如果要與西洋競爭取勝，應採取的捷徑就是充實軍備、增收租稅、調和官民，從此變成兵力強盛、商業繁榮的大國。亦即，溫和地協調國內的階級傾軋，而集全力於對國外列強的競爭，這就是所謂「內安外競」之策。
由於福澤徹底主張「殖產興業」、「富國強兵」論，所以他平時被譏為信仰「富尊貧卑」的「學商（學者型市儈人物）」或「拜金主義者」，戰時則被稱為「熱心的軍備擴張論者」或「國權擴張論者」。
福澤擴張國權的第一著棋，是為「朝鮮政略」佈局，這是用「時事新報」和「慶應義墊」兩個工具來推動的。宣傳家福澤驅使『時事新報』，大肆鼓吹日本為亞洲的盟主，對朝鮮應該以武力保護、以文化誘導，使朝鮮迅速仿效日本，進入「文明開化」的領域。
最初，福澤經由自己豢養的東本願寺派僧侶寺田福壽，跟朝鮮僧侶李東仁取得聯繫，透過此線和朝鮮「開化派」的青年官僚金玉均串通。當時金玉均在科舉考試中以榜首登科，為李朝官僚的菁英，與朝鮮國王相當親近。一八八一年，因金玉均的上奏，朝鮮派遣高官朴定陽、魚允中、洪英植等到日本考察，這班人馬在日本停留期間，造訪位於三田的福澤宅邸，接受日本式「文明開化」的思想洗腦，同時決定讓朝鮮青年俞吉濬、柳定秀兩人進入福澤的「慶應義墊」求學。
一八八二年春天，金玉均也陪同徐光範赴日。金玉均到達京都時，東本願寺僧侶寺田福壽也到京都迎接，並陪伴金玉均等到東京，與福澤諭吉會面。金玉均希望得到日本的援助，推行明治維新式的朝鮮改革，福澤方面則企圖讓朝鮮斷絕跟中國的宗屬關係，援助這些「開化派」，培養親日的「獨立黨」，因而兩者一拍即合，意氣相投。七月，金玉均即將回國時，正逢（朝鮮）京城之變，日本公使館遭到襲擊，金據報立刻搭乘日方花房公使所率領的軍艦回國。
京城之變後，朝鮮政府特派修信使（實為謝罪使），金玉均為特使朴泳孝的顧問，於該年再度赴日。金玉均與福澤諭吉、後藤象二郎等關心朝鮮的日本人士親近，為了獲得政治資金，並乞請外務卿（即外交部長）井上馨援助，成功地從橫濱正金銀行獲得十七萬美元的借款。但是，其中的五萬美元抵充京城之變朝鮮支付給日本政府賠償金的一部分，實際上借得十二萬美元。當日方支付十二萬美元貸款時，井上馨認為既然福澤對朝鮮那麼熱心，就透過中上川彥次郎去關說──可否用“福澤的名義”借款，福澤答以「不要搞小花招」【註18】謝絕。
一八八三年一月，當修信使朴泳孝等回國之際，福澤即從其慶應義墊的門徒中，挑選牛場卓藏、井上角五郎、高橋正信三人，再加上軍事教官松尾三代太郎、原田一共五人為一組，同行前往朝鮮活動。當時金玉均因借款活動，延遲幾個月回國，並決定遣送徐載弼等數十名朝鮮青年到日本留學，拜託福澤照顧、督導學生。福澤即與後藤象二郎一起謀劃、安排，將這些朝鮮青年先後收容於狸蕎麥的另一間房舍，再分別就學於慶應義墊、陸軍戶山學校，以及其他各種技術學校【註19】。這些留學生，日後就充當其朝鮮謀略的各種角色。
然而，京城之變後，金玉均「獨立黨」的勢力，如孤城落日般薄弱。唯一的依靠是日本，特別是外務卿井上馨的態度，傾向於援助「朝鮮燭立」，因此金玉均等一心一意地想仰仗日本推行所謂朝鮮改革運動。日本當局的某要員曾透露，如果他帶來朝鮮政府的委任狀，則日本政府一定允諾借款，因之金玉均立即上奏國王，取得借款三百萬日圓的委任狀。該年初夏，金玉均為了獲得政治活動資金，攜帶三百萬日圓借款的委任狀赴日，但意外地，日本政府對朝鮮的方針忽然轉變。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郎說，這外債委任狀是偽造的，極力妨礙金玉均的借款計畫，日本政府當局也把金玉均等人看成輕躁浮薄之徒，而不跟他接近。
金玉均不得已，透過美國駐日公使平安（John A. Bingham）斡旋，委託住在橫濱的美國商人莫爾斯（Morse），企圖向英、美募集外債，結果也未成功。於是他又轉向創立第一國立銀行（一八七三年），並在釜山設立分行（一八七六年）的澀澤榮一借款十萬或二十萬日圓，但因未能獲得外務卿井上馨的同意，此借款案亦告吹。
日本政府對金玉均的態度相當冷淡，頻頻排斥他，使他的借款計畫完全受挫，非常沮喪、氣餒地返回朝鮮。
而朝鮮方面，被冠上守舊派的閔妃一黨人又恢復了勢力，重新掌權，使得福澤派去的門生牛場卓藏等，察覺實在無法順利施展謀略，於是回國等候時機。只有井上角五郎一個人，仍頑強地滯留京城，結交各類朝鮮人，秘密蒐集情報，不久成功地進入朝鮮的「外衙門」(外交部)，擔任「博文局」主任，負責政府官報『漢城旬報』的發行。
當時在朝鮮的日本公使館也對金玉均和朴泳孝等「獨立黨」極為冷漠，兩者間幾乎陷入絕交狀態。
其後日本政府和日本公使館又一改冷淡的態度，再度採取利用金玉均、朴泳孝等「獨立黨」的政策，這樣的轉變一方面要歸功於福澤在幕後的謀略，另一方面則因中南半島爆發中法戰爭的客觀條件使然。
一八八四年六月中法戰爭爆發後，『時事新報』特派本多孫四郎到上海擔任通信員，他的任務不在評論中法戰爭的是非曲直，而在鼓吹代表西洋文明進步勢力的法國，向耽溺於東方儒家因循苟且的「支那帝國」挑戰，大力煽動戰火，並宣傳中國是「東方的波蘭」，正處於被瓜分的前夕。另一方面，由於福澤、後藤等的建言，日本當局的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也認為，中法戰爭進行期間，正是日本在朝鮮擴大勢力的大好時機，於是轉為支持金玉均、朴泳孝等的「獨立黨」。日本當局立刻命令尚在休假返國途中的竹添公使趕回京城，這時福澤的外甥今泉秀太郎也陪同公使一起趕往朝鮮。今泉就是執筆繪製題名為「北京夢枕」錦繪漫畫的作者，福澤並在此錦繪上方題字，揶揄中國還在做春秋大夢，渾然不知即將遭到列強瓜分。據說這張「北京夢枕」的漫畫和「支那帝國分割之圖」，不僅是在日本，也流傳到朝鮮，乃至讓朝鮮國王閱覽，動搖了朝鮮上下各界的人心【註20】。
在朝鮮當地，疏通日本公使館和金玉均、朴泳孝的關係，促使雙方再親近的牽線人正是福澤的部下，即『漢城旬報』的主筆兼『時事新報』的通信員井上角五郎。『福澤諭吉傳』記載：「當時日本公使館與韓圭稷、李祖淵親近來往，日本人稱他們為日本黨，而不跟金玉均、朴泳孝來往，但從角五郎再度來京城的前後開始，代理公使島村也和金玉均親近起來了。【註21】」角五郎雖然領取日本外務省的保護金在朝鮮活動，但實際上是依福澤的指示行動。福澤和金玉均、角五郎三者之間，為了保持活動的秘密，甚至還備有電信密碼文件【註22】。
不久之後，金玉均和朴泳孝等獨立黨，靠著日本的援助，決定發動政變，奪取政權。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他們襲擊慶祝郵政局落成的宴會，殺害閔妃派的大臣尹泰駿、韓圭稷、李祖淵、閔泳穆、閔台鎬、趙寧夏六人，僅閔泳翔一人負傷倖免於難。獨立黨的徐載弼所率領的政變暗殺隊員，都是那些曾由福澤關照，進入日本陸軍戶山學校受訓的畢業生【註23】。然而這次「甲申事變」還是失敗了。
政變失敗後，金玉均、朴泳孝等獨立黨人跟著日本的竹添公使逃出京城。可是，「竹添對一起逃到仁川的金、朴等人，主張棄置不顧，於是井上與千歲丸船長覺三郎共謀，以該船將金、朴等人載來長崎。【註24】」井上角五郎是福澤從事朝鮮謀略的重要棋子，他懂得金玉均等尚有利用價值。為了處理事變，當外務卿井上馨擔任全權大使赴朝鮮締結漢城條約時，井上角五郎也隨行，在幕後助一臂之力。
亡命日本的金、朴等人，變更姓名（金玉均改名岩田周作，朴泳孝改名山崎永春）、服裝，寄居在福澤家裡。但是當中日天津條約成立時，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等人覺悟到，日本人是背信而不講義氣的，即離開日本而遠走美國。只有金玉均一人留在日本，一直想依靠日本援助。包括自由民主權論者大井憲太郎在內的日本民間“志士”，想利用金玉均在朝鮮政府和中國之間興風作浪，但日本政府方面則一直壓迫金玉均，把他送到北海道和小笠原島，處以日本式的放逐。
金玉均終於也領悟到日本的不仁不義，企圖遠赴美國，但籌不出旅費，最後想投靠李鴻章之子李經芳，於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密秘前往上海之際，被閔妃一黨人所派出的刺客洪鐘守暗殺，屍體由中國軍艦送回朝鮮京城後，被分屍曝曬示眾。這是充滿血腥的殘酷報復。金玉均之所以遭遇如此悲慘的結局，是因為不了解「文明開化」的本質，一心一意期待外國援助，而不設法贏得本國人民支持的這種「依靠外力」的思想在作祟吧！
謀略家福澤，從一八八四年甲申事變以後的十年間，不斷利用金玉均亡命日本一事，在『時事新報』撰文宣傳說，有一朝鮮「獨立黨」黨魁逃難到日本，日本應該同情金玉均的「獨立黨」，幫助朝鮮獨立，制裁中國（大清帝國）的暴行，藉此努力鼓動起伸張「國權皇威」的輿論。當金玉均被暗殺、屍體被「凌遲處斬」的消息傳到日本的一八九四年三月底，日本國民感情便沸騰到最高潮。金玉均死後僅僅三個月，日本當局就斷然決定對中國開戰了。
福澤對朝鮮的謀略，不僅是計畫，就是實踐方法，也仔細地加以設計，其門徒井上角五郎曾作證說：「關於金、朴的起事，（福澤）先生何止於此劇本的作者，他親自挑選演員、教導演員，甚至道具等其他一切都由他指揮，這些都是事實。【註25】」例如：在發生甲申事變之前，他指派飯田三次假冒橫濱商人之名，購買了數十把日本刀送給井上角五郎，這就足以證明福澤如何地深深牽涉到此一事變。
因此，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當日本海軍艦隊在未宣戰前偷襲勝利的第一道戰報傳到東京時，福澤諭吉和「時事新報」報社全體員工，竟在東京新橋的花月樓召開祝賀宴會，舉杯慶祝、大吐氣焰。七月三十日，福澤擔任軍費捐款運動發起人的總代表，跟財閥三井八郎右衛門、岩崎久彌、澀澤榮一、東久世通禧等連名，勸誘民間有志之士為軍費捐款。八月一日，日本政府發表對中國宣戰的布告，福澤在『時事新報』刊登「表誠義金」的募捐廣告，親自從私囊“義捐”一萬日圓【註26】。
學者型而又市儈的福澤，既會慷慨捐款，但另一方面也會對金錢吝嗇。當中日和約尚未簽訂的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三日，福澤準備了金玉均借款證件的抄本，並親筆書寫對朝鮮人貸款的「備忘錄」，在給井上馨公使的信函上說：「此事可以說是本人畢生的請願，本人年紀已大，擁有此鉅款雖不相稱，失去此鉅款亦愚蠢也。【註27】」而特別拜託井上向朝鮮政府索討借款。貸款給金玉均的部分為八○○○日圓，在福澤「慶應義墊」唸書的朝鮮留學生拖欠的學費為七六○○日圓，總共是一萬五千餘日圓。井上馨答覆：「還是由你自己直接跟朝鮮政府交涉吧！」而予以婉拒。福澤不得已派鎌田榮吉為代表，去朝鮮索款，結果利息沒有拿到，而本金是完完整整要拿回來了。這就是福澤援助朝鮮留學生的實際情形。
福澤從擴張國權的立場，策劃對朝鮮的謀略，強烈地主張對中國開戰，論斷中日甲午戰爭是「文明」對「野蠻」的戰爭。當日本戰勝，依馬關條約日本獲得兩億兩龐大的賠款，加上吞併台灣、澎湖群島的“良餌”時，福澤激動得掉下淚來。「日清戰爭是官民一致獲得的勝利。啊……多麼愉快，多麼感謝，我簡直不知怎麼說才好。我活命到今天，才能見聞如此光榮的事，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好想讓他們看看今天的光景，每天掉眼淚哭泣。【註28】」以上這一段話，記錄在「福翁自傳」裡面。
可見福澤的「文明開化」論，不單單只是要日本脫離亞洲，加入西洋文明國家的陣營，而是更進一步要跟西洋角逐、蠶食亞洲鄰國的思想。所以說，其文明思想和亞洲根本沒有連帶意識，也跟亞洲的解放絕緣。福澤在其『文明論之概略』的最後一章論述「自國的獨立」，然而，由於此明治時代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剛好跟蠶食亞洲鄰國的膨脹主義成為表?一體，歸根究底，就是犧牲亞洲「他國的獨立」，以達成「日本獨立」的思想。以撒廢日本不平等條約為著眼點的「自國獨立」論，換個角度來看，是強制給予中國和朝鮮不平等條約，犧牲「他國的獨立」來達成的。這正是拋棄一切東方的仁義道德，而貫徹西方實利主義的思想。
再說，福澤以「實學」為基礎的實利主義，只專注於自己國家的利益，因為這種“愛國心”的作祟，往往可以不顧西洋的人道主義精神。當中日交戰的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下旬，有美國報紙報導日本軍隊在旅順進行大屠殺。單從日軍十一月二十一日佔領旅順以來，四、五日之間便屠殺旅順市的非戰鬥人員，包括婦女、幼童等約六萬人。美國的『世界日報』(World）嚴厲指責日軍的暴行，抨擊日本為「披蓋著文明皮膚而擁有野蠻筋骨的怪獸」，「日本現今脫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出野蠻的本性」。『時報週刊』(Times)的通信員也作證，日本軍將俘虜捆綁起來屠殺，甚至還有將平民，特別是婦女也屠殺的事實【註29】。那麼，試看福澤如何為旅順屠殺事件辯解？
在『時事新報』刊載的一篇標題為「旅順屠殺乃無稽流言」的文章，福澤這樣寫道：「我（日）軍奮戰而陷此地（旅順）時，彼等多數遁散四方，其逃不及者濫入市街民家，偷取衣服，脫下士兵服裝，換穿民服，假扮成普通市民，而不丟棄武器，潛伏於四處，一遇我(日)軍進入市街，即隱藏著開槍，嘗試抵抗，甚為危險，我軍才不得已進入家屋內搜索，查出變裝的士兵加以宰殺。本來支那人嘴巴說信義，實際上卻不信不義而不以為恥，真是難以用言語形容，不可以當普通人來看待的人民呀！【註30】」故意狡辯日軍屠殺非戰鬥人員是「至當的處置」、「正當的防衛」。至於日軍屠殺婦女、幼兒之事，則輕描淡寫地說：「或許逃避不及的一、二市民或其家屬等，被流彈等殺傷也說不定，這在戰爭時期是尋常之事，毫不足為怪。【註31】」於是，福澤放言高論非武裝的平民是「那些反覆無常、陰險不可測的支那兵改變服裝」，「今後對這種情況，應不客氣地進行屠殺，余敢斷言毫無差錯。【註32】」
福澤在其名著『勸學』（日文原文是「學問之勸」）的開頭說：「天不在人之上造人，不在人之下造人。」可以媲美美國獨立宣言裡的「所有的人都是上帝平等創造的」，直到二次大戰後仍博得很高的評價，特別是其重視「個人的尊嚴」的精神，甚至被採用為戰後日本教育基本法的原則。可是從其對旅順大屠殺的辯解來看，福澤所謂「個人的尊嚴」僅止於是「日本人的尊嚴」乃至「日本軍人的尊嚴」，而未廣被及亞洲的「他國人的尊嚴」。他甚至認為中國人是「不可當普通人來看待的人民」，因此別說「人的尊嚴」了，就算加以屠殺也不必介意。他的這種論述，或許是要向西洋列強宣示，日本也是「文明國」而不是「野蠻國」的一種詭辯。但是日本從此以後，每次打仗都暴露出野蠻的本性，蹂躪了亞洲民族「人的尊嚴」。
為了向西洋假裝日本是文明國家，福澤有時候也不擇手段地捏造和歪曲史實。試以日軍殺害閔妃事件為例，看看其手法吧！
朝鮮依馬關條約在名目上獲得「獨立」後的一八九五年十月，由日本駐韓公使三浦梧樓中將策謀日軍訓練隊和守備隊四百多名兵士，侵入京城的景福宮，殘殺閔妃於其臥室。這時美國的報紙也大興輿論，指責日本人的暴行。而福澤的對應方法如下：
如果將閔妃在世種種暗殺、毒害的殘忍行為告知美國人的話，或許可以多少緩和一些美國對日本人的惡劣感情。於是立刻想到撰寫朝鮮王妃傳，並指派「慶應義墊」的教師林藏，向井上角五郎聽取故事，將之編撰成日文，再指派該校教師工藤精一翻譯為英文，然後向美國的各報社投書【註33】。
從朝鮮人的立場來看，閔妃是洞悉日本人的野心，一位拒絕採取親日政策的愛國人士。但是日本人編撰的傳記，則形容閔妃具有陰險、妒嫉、殘忍的性格，中傷其為妖婦，以掩飾日本人自己陰險、殘酷的行為。福澤點子的絕妙，真是令人驚歎。且問今天的日本人，是否仍對這種遭歪曲的歷史信以為真？
對日本人來說，福澤諭吉是從幕府末年到明治時期一個最了不起的啟蒙思想家。他的「文明開化」思想，嚴厲地批判日本的封建思想與制度，對培養日本國民「獨立自主」的風氣貢獻良多。他之所以被稱為偉大的教育家，並不僅單只是經營「慶應義墊」這所學校，還進一步利用『時事新報』等大眾傳播媒體，以整個日本社會為對象，教育日本人成為「文明國民」。這充分地顯示福澤有領導時代的精神，是一個氣魄宏大的啟蒙思想家。
當時的日本，一方面要打破封建的身分制度，另一方面則要面對西方列強的外力壓迫，因此，福澤鼓吹「獨立自主」的精神，期待「個人獨立」和「國家燭立」，可以說盡了其在歷史上的任務。但是，日本要贏取「獨立自主」，是否一定需要犧牲亞洲其他鄰國的「獨立自主」呢？在此，我對以「文明開化」為最高價值的福澤思想產生了疑問。
因為，在日本人眼中來看是正當的，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卻不一定正確。我懷疑福澤思想的正當性，也懷疑西洋「文明開化」思想的普遍性。儘管如此，要趕上西方文明國家而「脫亞」的福澤思想，還是成為日本近代史發展的羅盤。不過，福澤的「文明開化」思想，也可以拿來作為亞洲各民族的警鐘。為什麼呢？因為日本越是變成「文明開化」的國家，也就是說，西洋文明的精髓越是深深浸透融入日本民族的精神當中，在亞洲民族的眼裡就越能反映出日本人和「Yellow Yankee」（披著黃色皮膚的美國佬）的雙重影像，福澤思想從而反倒成了一種負面教材，或者說，也是另類的教訓。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