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淨土真宗
宗教本來是對神或超能的絕對者或神聖者的信仰，宗教也富有勸善懲惡的教義，用來教化世人，使人信仰。佛教乃以佛陀之說教，解決人間苦惱之道。然而，日本的宗教信仰、教化活動，有時也會為日本帝國所發動的戰爭效力。
日本的佛教團體淨土真宗在明治時期，就為日本帝國進行中日甲午戰爭以及日俄戰爭效勞。日本淨土真宗的開祖是法然的弟子親鸞（Shin Ran, 1173-1262），他宣揚只要口誦「南無阿彌陀佛」的念佛，就能到「淨土」往生，但往生或不往生在於「信」，只要對阿彌陀佛有信心，這人就可以往生成佛了【註1】。真宗的主要派系，有「西本願寺」的本派和「東本願寺」的大谷派【註2】，這些佛教的宗派，在明治政府發動甲午戰爭前後，都從事對日軍的慰問和布教活動。
二、日本佛教團體在甲午戰爭時的活動
佛教界的真宗本派，在1894年即派遣木山定生到戰地，巡迴於日軍的第一軍以及第二軍之間，慰問軍隊，並為戰死者舉行葬儀。真宗大谷派在戰役發起後，也派平松理英到西本院寺本山當局，請其向陸軍省申請到戰地從事布教。陸軍省的許可一下來，即派法師伊藤大忍、千原圓空等七人，率領火葬人伕團，於1895年1月1日登陸大連灣，拜謁第二軍司令官大山巖大將，而得以在錦州城外為戰歿將兵舉行追悼法會，並隨軍進行布教。隨著戰役的進行，再加派法師香川默識、鹿多正現、弓波明哲、伊藤洞月到戰地布教，巡迴於錦州、旅順、威海衛等地，負責布教以及葬儀事務。另外，又派大法師藤島了穩，駐在廣島的大本營，處理從事布教者的送迎，講解、勉勵和尚們的從軍布教工作【註3】。因為日本軍人也怕死，布教工作在灌輸戰死即超生到「極樂淨土」並不可怕的觀念。
對中國大陸的布教活動，一般說來，東本願寺的大谷派比西本院寺的本派更積極。東本院寺的長老石川舜台，在明治初年即向真宗大谷派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瑩（Otani Koei，1852-1923）倡議，要儘早在中國大陸開展布教活動。其布教的動機，固然說是為宗教上的信念，但和尚們的胸中也附和帝國政府的野心，而懷抱著日本要向東亞雄飛的大志，因此必先教化中國和朝鮮的民心，以資將來貢獻於日本帝國進出東亞的偉業【註4】。1873年（明治6年），大谷法主即派東本願寺僧侶小栗栖香頂（Ogurusu Kocho，1831-1905）和谷了然等遠赴中國大陸，在上海以及其他地方開設布教所或學堂。
小栗栖小時學過儒學，派他到中國大陸的主要目的，乃在策劃成立以日本為盟主的「東亞佛教聯合」，於是先行巡歷內、外蒙古寺院，然後停留北京，與清朝的親貴名士交遊，努力宣傳佛教的教義，並獲得中國信徒歸依的成果。1874年小栗栖拜詣山西省天台山清涼寺，然後回到日本。回國後，小栗栖拜訪外務卿寺島宗則，報告中國的情況，得其贊成在中國開教。1876年（明治9年）7月，小栗栖與谷了然等四名僧侶再前往中國大陸，抵達上海，開設東本院寺上海分院，位於上海美國租借的乍浦路，後來即變成上海日本人小學校。但是小栗栖本人在翌年初即生病，獲准回國，從此在東京從事佛教的布教事業。當甲午戰爭之役，有中國俘虜收容於東京淺草本院寺分院時，他即親自以中國話向中國俘虜講授佛法，在授教佛法中，培養中國人的親日心態【註5】。於是小栗栖成為日本佛教在中國大陸布教的先驅。而派小栗栖到大陸的法主大谷光瑩，在甲午戰爭後的1896年被授予伯爵的榮耀。
東本願寺派遣到朝鮮的布教活動，就沒有像在中國那樣順利。1877年（明治10年）朝鮮釜山開港，東本願寺立即租借釜山西館的對州侯，在其對面設立本院寺分院，並派遣寺僧奧村圓心為最早輪值的住院僧，成為日本佛教對朝鮮布教的先驅【註6】。1878年1月，東本願寺教育課再派遣年僅15歲的小僧蓮元憲誠渡韓留學。蓮元在奧村圓心處學習朝鮮語，並與其他留學生鈴木順見、金色良忍（1884年12月7日金玉均政變事件時的殉難者），一方面熱心學習韓文，另一方面暗地?從事對朝鮮的偵察諜報工作，以備他日朝鮮風雲興起時可以報效日本帝國。到了1879年初，蓮元已經可以用朝鮮語將真宗的「真俗二諦相依」的教義向朝鮮人傳道，1880年轉到釜山附近的金海、密陽、梁山、昌原等地傳道，1881年到元山傳教並學習其方言。1882年3月31日，蓮元與日本軍火商「大倉組」的兒玉、政商「三菱組」的大淵、賓手等共同視察安邊府附近，突然遭到朝鮮人群眾襲擊，蓮元當場被打死，年僅19歲，其他的人受輕重傷。對此遇襲傷亡事件，福澤諭吉的『時事新報』、福地源一郎的『東京日日新聞』、丸山作樂的『明治日報』，以及其他日本朝野新聞，都在趁機提倡對韓「強硬論」。這事件成為明治初期日本帝國實行其大陸政策，在第一線最先的〝犧牲者〞，為其後日軍出兵朝鮮，釀成中日甲午戰爭鋪路【註7】。
三、僧高松誓在義和團事件時的活動
東本願寺的僧侶高松誓，也是1900年中國發生義和團事件之際，日本佔領廈門計畫的廈門事件策謀者。高松誓是福岡人，法號釋雲清院知海，真宗大谷派本寺淨光寺的住持國友慧默的第五子。因入京都桑門高松氏繼承其家，故改姓高松。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本院寺即下一大決斷，在1896年秋台灣各地抗日運動興盛之際，本院寺決定在臺北、台南一角、彰化開設其分院，高松即被派遣為本院寺彰化分院的主宰。高松的傳教以普及皇恩為第一，其次才是傳布教義，甚得當時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賞識，常與兒玉總督交膝談論國策經綸，為台灣的施政獻策而廢寢忘食【註8】。
高松配合日本佛教界的進出中國大陸，實現其遠大的東亞經綸，赴廈門擔任「南清（華南）布教總監」，在該地設置東本願寺南清布教總監部，主宰東本願寺廈門分院。馬關條約以後，見列強有瓜分中國的意圖，五年之間，俄國租借旅順和遼東半島，德國租借膠州灣，法國租借廣州灣，英國租借威海衛與香港對岸的九龍，日本也與清廷簽訂福建不割讓條約，將福建劃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其實，日本的先進思想家福澤諭吉，在1884年即製作中國分割圖，建議日本加入列強行列，割取台灣和福建省南半部。福澤經由東本願寺僧侶寺田福壽，與朝鮮僧侶李東仁連繫，透過此線跟朝鮮官僚金玉均串通，搞朝鮮政變【註9】。1895年馬關條約日本已實現割取台灣了，下一步就是日本如何割取福建，於是才有廈門佔領計畫的產生。
1900年初，華北發生震驚國際的所謂「拳匪之亂」（Boxer Rebellion），即義和團的「扶清滅洋」運動。在台灣南部也有「台匪頭目柯鐵趁機作亂」，即台民發起的抗日運動，機敏的東本願寺僧侶高松誓事先洞察此事，急速通報兒玉總督鎮壓。此時高松又向兒玉總督建議，利用火燒廈門東本願寺之先機出兵廈門。兒玉即令台灣衛戍三個旅團以及三艘軍艦壓制廈門碼頭，進行佔領廈門計畫。然而英國領事知悉日方的軍事謀略，聯合美、法兩國領事，向日本政府嚴重抗議，日軍出兵廈門違反義和團戰爭限定在華北的約定，日本政府不得已才下令中止兒玉總督的出兵計畫【註10】。
四、日本佛教團體在日俄戰爭時的活動
1904-05年日俄戰爭之際，日本的佛教界也為戰爭效勞。淨土真宗本派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瑞（Otani Kozui，1876-1948）為戰爭設置「臨時部」，命其弟大谷光朋以及其他許多僧侶擔任軍隊的布教師，從事對軍隊的慰問、布教、葬儀工作。大谷光瑞在義和團事件發生之前的1899年，經由中國遊歷歐洲。義和團事件後的1902年則率領西本願寺留學僧，組織西域和印度探險隊，調查印度佛跡，總共為三次西域探險隊的教團事業出錢而負債數百萬日圓。他以佛教為基柱的國家主義思想，合理化了昭和時期日本帝國的侵略亞洲。他在戰時擔任大東亞建設審議會委員，也就任近衛內閣和小磯內閣的參議、顧問。在日本戰敗的1945年8月15日他滯留大連，至1947年才回到日本【註11】。
真宗大谷派在日俄戰爭時也派遣隨軍布教師到前線，但因財政吃緊，沒有真宗本派那麼多的活動費。禪宗有臨濟宗的圓覺寺派館長釋宗演，隸屬日軍第一師團布教。法師釋雲照也到「滿洲」（中國東北）各地布教及慰問士兵。禪宗的另外教派曹洞宗、淨土宗，以及其他佛教各派也都盡力於軍隊的慰問和布教活動【註12】。
舉例說真宗本派西本願寺的兩位僧侶，在日俄戰爭時如何為日本帝國效勞。西本願寺長老武田篤初，在1899年1月隨從法主大谷光瑞巡視中國各地，同年11月又追隨大谷光瑞視察歐洲，回國後擔任北海道布教監督、佛教專門大學校長、高輪法教大學校長兼第一佛教中學校長等職。日俄戰爭之際，被教主特命為清國北京布教情況視察，於1904年6月18日從神戶乘坐汽船，由西本願寺「臨時部」派兩名隨員木村省吾、上原芳太郎陪同，先進入朝鮮，巡察大邱、馬山浦、木浦、群山、仁川、京城、鎮南浦、平壤、龍巖浦、安東縣、義州各地。接著到芝縣，然後進入中國的大沽、天津、北京等地方，完成特殊的重要視察使命，於1905年2月11日奉命回國。回國途中，在住宿的北京飯店因過度勞累而罹患脊髓症，旋即轉入天津日本駐屯軍醫院，雖接受軍醫木村勝齋治療，但仍於2月12日病逝在羈旅途中【註13】。
另一西本願寺僧吉見圓藏，在日俄戰爭時，充當真宗本派的戰地慰問隊一員而進行活動，加上擔任陸軍所賦予的特殊任務，「在諜報樹立功績，因功授予勳章」。其後追隨「俄清語學校」的中野二郎赴滿洲，協助其有關礦山事業的計畫，其行為、活動常逾越一般僧侶的本份【註14】。
禪宗的臨濟宗僧侶小林金信則喜歡與志士浪人交往，為其後援，是〝熱心〞中國問題的所謂「志士」，可以廢寢忘食奔走。荒尾精是日本參謀本部派到中國活動的著名諜報人員，開設漢口樂善堂，假裝販賣書籍、藥品、雜貨，而暗中偵察中國的風俗、地理、軍情，其後在上海開設「日清貿易研究所」的諜報機關。如果有對中國問題熱心的志士浪人要第一次與荒尾見面，往往需先拜訪小林金信之門，得此臨濟宗和尚的引介，才能獲得荒尾精的信任，從此亦可見禪宗和尚介入中國問題之深【註15】。
五、探險西藏殉難的和尚
最後敘述真宗大谷派僧侶能海寬致力於西藏探險而殉難一事。能海的法名是釋法流，號石峰，1879年10月成為真宗大谷派的僧侶，1886年進入本願寺派的普通教校學習宗義及餘乘。1890年遊學東京，進入福澤諭吉創設的慶應義塾，不久轉入哲學館，1893年畢業。甲午戰爭後的1896年到「善書院」學習中國話兩年。1896年6月娶佐佐木靜子為妻（日本和尚可以結婚），但仍難抑制他一心想到西藏探險之志，於是在該年11月隻身從東京出發到中國大陸探險。其實西藏受日本人關心，是因為西藏與英領印度和緬甸接壤，去觀察邊境上的形勢，可以熟識英國從緬甸侵入西藏的作法。他先經過上海、漢口、宜昌、重慶，於翌年4月抵達成都，然後登峨嵋山走向打箭爐，在該地遇到另一日籍僧侶寺本婉雄，兩人即相偕進入西藏探險。
其後經過了許多艱難困苦，於1899年7月下旬抵達?塘，再越過大雪山，到達巴塘。在距離此地30華里的金沙江，能海與寺本二人遭到拘留，被當地憲警送回打箭爐，他們要到西藏偵探的企圖首次遇到挫折。
於是能海與同行的寺本分開，能海設定隻身經由雲南入藏的計畫。1900年5月從打箭爐出發，經由蜀（四川）棧道，6月下旬進入西安，再經過蘭州、西寧等地，8月中旬到達青海門戶的丹噶爾。但在該地旅費被偷，進退維谷，他鼓起勇氣再折回西寧，從此地經過循化、狹道、岷、階州等回教徒居住的地區，從碧谷經由順慶，遂得以回到重慶。其間旅行之艱難、遭遇之危險，無以名狀。但是能海和尚入藏的意志毫不受動搖。於是在重慶重新裝備，1901年2月22日由重慶出發，踏破1160華里抵達雲南。4月4日再從雲南出發，6月16日進入大理府，登上雲南第一靈地雞足山，正要邁步進行踏入西藏探險。然而4月18日在他出發大理之前，寄出發回日本的書信以後，即音訊全無、生死不明【註16】。
1905年有另一支到西藏探險的隊伍，在西藏邊境的旅館發現能海在該地牆壁書寫的辭世歌詞，以及被當地「土人」殺死的原由文字，才察明他在1903年12月中旬被害死亡。他為西藏探險前後花了6年工夫，終至殉難，享年36歲。他所留下的一卷『能海寬遺稿』，道盡了日本和尚堅毅的為國效力，或為弘法效勞的精神。
六、結論：日本的各教派雖不相同，為國效勞則一
日本宗教團體對日本帝國的戰爭協力，當然不限於佛教團體。以基督教來說，當1894年8月1日日本政府對中國發出「宣戰詔敕」後，翌日8月2日基督教各教派就在東京市內聚集，組成「清韓事件基督教徒同志會」，宣明此次戰爭是「義戰」，決定派遣善辯者到各地方鼓舞國民精神，並派遣軍隊慰問使到戰地。除了教會之外，基督教青年會也大大地為協助戰爭活動。
「清韓事件基督教徒同志會」推舉曾留學美國的美以美教派（Methodists）長老本多庸一（Honda Yoichi，1848-1912）為委員長，他親自擔任「征清軍慰問使」到戰地去為日本帝國所從事的戰爭效力。他的慰問演說的一段話說，「天祐」在日本帝國之上，也在天皇陛下之上，基督教的精神在於「殺身成仁」，而軍人的精神也是如此，犧牲成為清淨供物，最後必定「靈魂不滅」【註17】。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之際，曾經在甲午戰爭時到戰地慰問日軍的本多庸一，即一一拜訪侯爵大山巖、侯爵井上馨、首相桂太郎、陸相寺內正毅、參謀次長兒玉源太郎等，向他們提出慰問日軍計畫。於是日本基督教界的慰問日軍事業依照計畫進行，基督教青年會同盟委員長本多庸一、福音同盟會長小崎弘道共同決定實行戰時基督教徒的共同服務事項，一、派遣隨軍的布教師；二、在軍人出入頻繁的地方，獎勵將兵以及講究傳道的方法；三、印刷給軍人閱讀的冊子，適當的在內地或戰地散發。基督教青年會也搭帳篷，分配慰問袋，為慰問日軍盡心盡力，後來皇室對其效勞下賜壹萬日圓，陸相寺內正毅也致送感謝狀【註18】。
日俄戰爭時，也有基督教思想家內村鑑三、柏木義圖等提倡「反戰論」，但是本多庸一在1904年著作『征露（征俄）與傳道』，徹底的主張「主戰論」，並派遣YMCA青年到中國東北去慰問日軍【註19】。
日本的佛教團體自奈良時代（708-781）、平安時代（782-1181）就賦予「鎮護國家」的性格，其後經過幕府的武家政治至明治維新，都長久保存其「鎮護國家」的傳統，因此為日本國發動戰爭而效勞並不意外，但是連西洋傳來日本的基督教也為戰爭效力就值得推敲了。因為日俄戰爭從西洋人的觀點，也可以看成是佛教與基督教的戰爭，或亞洲人與歐洲人的戰爭。但是日俄戰爭發生後的1904年5月16日，日本各宗教合作的「宗教家大會」，在東京芝公園內的彌生會館召開，佛教界有淨土宗的黑田真洞、真宗的前田慧雲，神道教界有實行教的柴田禮一，基督教界本多庸一，小崎弘道為發起人。當日集合了神道家368名、佛教徒747名、基督教徒365名，各教派都為日俄戰爭打氣，認為各教派雖不相同，但對國家的責任同一，各自一致通力為國家效勞【註20】。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