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古代希臘或中世紀的封建國家時代，尚未成立現代的「主權」觀念，因為當時的國家不是以民族為單位。到了16世紀末，法國的政治思想家布丹（Jean Bodin），最先將「主權」的觀念體系化，這是為了對抗歐洲教會的權力以及歐洲封建領主的勢力，遂提倡「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概念，以便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權力。因此，主張君主所統治的「民族國家」是最高且絕對的。換言之，「主權」的概念最先是為近代「絕對君主」而成立的。布丹的「主權」理論是為法國的統一，從法國政治史的事實認知加以抽象化的一個理論，認為法國為了建立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國家必須要有一個最高而絕對的權力，以抑制教會和領主的跋扈勢力，因此主張「主權」是國家一種最高的、絕對的而不可分割的權力。主權者君主，不受人定法的拘束，只受神法或自然法的約束。
此布丹的「主權」思想，流傳到英國，影響了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及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思考，他們依其自然法論或社會契約概念，將近代「絕對君主體制」轉換為「立憲的自由主義」。亦即依社會契約說，人民將其權力永遠讓渡給君主的是「君主主權論」；人民保有其政治權力，一旦統治者違背民意，就可以撤換統治者的則是「人民主權論」。
當今的「國家」政體是18世紀末西方的產物
如此，當初的「君主主權論」，經過17世紀中葉英國的清教徒革命、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隨著市民社會的形成，改變為「人民主權論」。而「國家主權論」則是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獨立性‧最高性而主張的。
主權的概念在形成「近代國家」（modern-state）的過程，起初是很政治性的。亦即在君主、教皇、領主的勢力對立當中，君主是為確立其權力才主張主權的，主權觀念是以君主權力為前提的一個政治問題。然而，隨著「近代國家」的制訂憲法，實行憲政，主權論逐漸變成法解釋的問題。亦即，不論國家主權、君主主權或人民主權，都變成法解釋的技術性問題。於是主權最高、絕對的屬性，逐漸抽象化或理想化，從當初的政治性及權力關係的問題游離出來。
到底主權屬於君主還是人民，這是牽涉到權力關係的政治問題。然而，法學者解釋說，主權是屬於國家的，而提倡「國家主權」說，這樣並沒解決兩個主權爭議的政治問題。如果從「君主」或「人民」的具體權力者脫離，而說主權存在於「國家」的抽象體，那麼對於主權就有不同的看法了。縱使同意國家擁有主權，還是存在著到底是什麼人掌握國家機器的政治權力的問題。這樣就產生雙重主權說就，一方面是法解釋的主權，另一方面是政治性的主權。從政治學的脈絡來看，「國家主權」不能單從法技術來解釋主權的概念。
先看「國家」的概念，它在近代以前與近代以後是不同的。
歐洲的「國家」（state）概念，是從拉丁語tare（立）為語源而來，指地位、身分、財產之意，所以國家本來是指「君主的地位、身分、私有財產」。而中國古典的「國家」，也是指皇帝個人，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
因此，當今的國家觀念，在18世紀以前的歐洲並不存在。18世紀末，美國獨立革命（1776年）、法國大革命（1789年）之後，才出現當今的「國家」政體。在此之前，除了少數元老院或市民尚保「共有財產」之外，其他都是君主的私有財產。此財產包括父王遺留下來的領地‧領民，王妃嫁來時帶來嫁?的領地‧領民等等。當時君主的領地‧領民是零散分布的，因此也就沒有明確的疆界。因為領地的領民並不一定住在同一塊連續地帶、說同樣的語言。
「國民國家」廣被全球，變成現代化的核心
但是時代的演變，促使近代「國家」體制產生。美國獨立革命拒絕國王存在，法國大革命殺死國王以後，從前「同一國王的領地‧領民」的認同也就沒有了。 沒有國王的龍首， 也就無法團結起來保衛家鄉。這時就產生一個新的虛構概念， 以代替國王。亦即，認為以一個疆界所包圍的領土，並說同樣語言的稱為「民族」或「國民」（nation），即以「民族國家」或「國民國家」（nation- state）的新概念， 替代從前「朕即國家」的舊觀念來實行統治。
為了保衛家鄉，「國民國家」有徵兵的特權，國民有服兵役的義務。結果，任何「君主國家」都敵不過「國民國家」的「國民軍」制度。拿破崙的「國民軍」席捲全歐洲，使歐洲的君主為了生存，也不得不紛紛模仿而採取「國民國家」的體制。於是「國民國家」的統治形態波及於全世界，政體的「國民國家」化，變成「現代化」的主要核心。
Nation本來沒有「國民」的意思，語源從拉丁語的 nasci（出生）而來。然而，「國民國家」的概念成立以後，就有許多民族願意來歸順，或被強制歸化為「國民」，成為「國民國家」的一分子。
在東亞，中國古典有「忠君愛國」的觀念，「國家」也是指君主個人。日本在江戶時代，國家也是指各藩的藩主。現代意義的「國家」，是日本人在19世紀後半葉的明治維新以後，從英文state，法文etat，德文staat，翻譯移植過來的。在日本成立「現代國家」的過程中，即將北海道的愛努人，琉球群島的琉球人，強制合併為「日本國民」。台灣在1895年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之後，台灣居民也有半世紀的時間被歸類為「日本國民」。至於現在中國所用的「國家」一詞，是借用日本「西洋化」以後所採用的「國家」概念。
「獨立」未必能獲得真自由
西洋列強在18世紀成立「國民國家」之後，在世界各地大力擴張殖民地，行使其霸權。19世紀歐美的革命家都喊「自由」的口號，而產生「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之類的名諺。然而，到了20世紀，列強統治的殖民地群起提倡「獨立」，尋求從帝國主義的隸屬狀態解放，高喊「獨立」的口號，以為從殖民地統治「獨立」出來即可獲得「自由」。但是舊殖民地變成「獨立」國家以後未必會給國家本身和人民帶來「自由」，因為經濟上還是隸屬於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如果積欠了一大堆國債，每天得憂慮償還的日期。試看非州各國「獨立」了，竟悽慘到找不到人民活口之路，現在沒人喊「獨立」，而正在尋找新的政治口號。
殖民地獨立為「國家」就得劃清國界，但此舉另一方面也成為國際糾紛的火種。伊拉克與科威特，在陸地上劃分國界，但地下有石油流通，因國家領土觀念作祟，才發生國際戰爭。從殖民地獨立而安定富強的國家，全世界屈指算來只有美國一國。美國是驅趕原住民，將北美洲居民更換為以歐洲為主的外地人，另外又從非洲捕來黑人當奴隸，才成立一個嶄新的「民族國家」。其他世界各地複製的「民族國家」，都沒有美國的先天條件，而呈現不安定乃至失敗。
網路時代市民根本無視「國家」、「主權」的架構
非西方世界，如果移植西洋式的「國家主權」或政治制度，是否能使這個世界普遍地「政治一元化」呢？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像進口機械那樣更換零件？政治制度是否就像零件的移植？非西洋世界是否甘願接受此不平等的「國家主權」擺佈？
其實，當「國民國家」崩潰時，西洋的「國家」和「主權」概念也就癱瘓了。在現代和未來的網際網路時代，市民根本無視「國家」或「主權」的架構存在，無限的擴大其與國外的關係。電子科技的發達，使知識的學習、儲存及資訊傳播，無限的擴大深入到人們的活動領域。政治體制已經不能再賦予社會生活秩序的大原則，而變成像〝休閒活動〞那樣的東西。政治無法解決現代社會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猶如已過時的殘留之物。政治本來是要為在社會上生活的人們，創造「共同的利益與連帶」，可是現在政治不發生效用，也就沒有用處了。
市場全球化的統合，也是各國被統合於世界體系如WTO之內。從先進國家的企業來看國家，這是美國企業要求美國這個國家來主導一個WTO的世界組織， 由企業來選擇開發中國家的產業地位、優惠條件、設定地點等，因此，這是企業在選擇國家，並迫使各國政府在制度上進行改革。
另外，全球正在進行超越國界的人口國際流動，現在除了出國觀光的人越來越多之外，還不斷的發生大規模的移民。越南難民「拋棄國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菲傭、泰勞也是「拋棄國家」，到外國尋求謀生之道。從前的華僑或印度商人，是「國民國家」成立之前到海外謀生，現在是落後國家的國民「放棄祖國」到世界體系的核心國家去求生存。
民間的非國家行為日漸抬頭
在此21世紀的初始階段，國家不論是從「國民國家」( nation-state ) 的角度或是「國家主權」（national sovereignty）的角度來看，皆有重新評估的必要。「國民國家」所劃定的單位，如今已無法解決自然發生的災害問題。首先，一般市民的問題關係到決策的參與，都必須委由地方自治體來處理。此外，超國家組織，例如：亞太地區的組織或是全球性的機構，比國家單位更適合處理全球化的經濟、資源、污染、安全保障等問題。今日，無論是先進國家或是落後國家，都在挑戰「國家主權」的統治功能。先進國家的企業為了選擇其事業發展的投資地點，對每個國家的各種制度進行比較考量、選擇，而落後國家的國民則為了選擇更好的生存條件，拋棄自己貧窮的國家去尋找棲身之地。
在全球化的經濟當中，國家政府漸漸失去自主權。像歐盟（EU）那樣的國家聯合，成員國共同分享政治、社會、安全保障等主權的核心權力。參與國際機構、國際企業及「非政府組織」（NGO）的多數市民團體，也開始共享權力。 國際性的行動標準漸漸凌駕國家或地區性的主張。
NGO的角色與影響力，在此半世紀之間爆發性的擴大。NGO的財富資源以及其專業知識，遠超過規模較小的國家政府或是公共的國際組織。各國的NGO事實上超越了國境而相互連結。籠罩全球的媒體報導所傳播的大量資訊以及NGO在全球化世界中所推展的國際輿論總動員，成為超越國界的新動力，而對所需解決的問題擁有重大影響力。如果每個市民都起來，跨越國界參加NGO網絡，必定可以發揮空前的影響力。
電腦與電信革命促使國家的角色相對衰退，而民間的非國家行為也逐漸抬頭。因為龐大的資訊收集與管理，民間的壓力衝破了政府從前獨占的體制，撕廢了從前市民尊重政府〝判斷正確〞的看法。傳真通信、衛星、廣播、網際網路，越來越便利，於是形成超越國界而聯繫著人們的綿密網路。數位革命、運輸革命、市場機制的全球性統合，挑戰著「國家主權」的統治功能。台灣在亞洲沒有邦交國，在世界的邦交國也寥寥可數，然而電腦與電信發達，民間企業和NGO更上一層推展，跨越國界進行大規模活動。現在，國際溝通的成本迅速下降，台灣的民間企業和NGO的活動力也將隨之大幅增加。
今日經濟的全球化，不只是金融業、製造業，亦形成零售業的全球化市場。 台灣的中小型企業或是以個人為單位的NGO，亦有充分的能力在世界各地活動。由於電腦與高度的電信技術蓬勃發展，企業與企業合作、提攜或合資經營，其間的變化屢有所聞，因此民間企業的國籍也曖昧不清了。隨著生產國際化的進展，資金、人才、資源、技術等生產因素也跨越國界移動，特別是中國大陸經濟開放體制的推演，加深了東亞經濟的統合，國家的「經濟主權」越來越軀殼化了。 美國全球化市場經濟的設計，促使美、「中」、日三國的貿易、投資、金融加深相互依存的關係，而大幅動搖以國家為中心的經濟體系，迫使台灣所稱「國家主權」轉趨無能為力。在超越「國家主權」的思維上，以市民個人為單位的全球化活動，才是台灣開展未來的動力。
21世紀的直接民主制應善用「全球資訊網」
現代的民主政治是以歐美的代議民主制為基礎，因為有參政權的市民眾多，不能像古代希臘、羅馬的市民那樣聚集於一堂，共同來議論政治，決定政策。因此，由有參政權的市民，透過投票選出議員或代表，由他們來行使權力，以為市民的意見就能經由「代表的媒介」實現。然而，市民選舉權擴大，政黨組織發達，利用媒體操作選民投票的技術更新，使議員的腐敗與金權政治層出不窮。加上行政權力的集中，統治者與民眾之間的差距擴大，國防、財經、失業等政治難題都沒有解決的辦法，活躍的利益團體也使代議民主制陷入深刻的危機。當今政治的危機與民眾對政治的不信任，實因「民主政治」變成政客或政黨建立其支配慾和權力慾的工具。
從政治理論推敲，代議民主制的主張是站不住腳的。西洋的政治思想家盧梭在其名著『社會契約論』，就否定了代議民主制。從理論上嚴格的說，不同人的意志是不可能由他人來代表的，因此代議制只不過是一個〝擬制〞（fiction）。人民如果放棄自己積極的參政權，而委任他人來代表行事，則民主制即將死亡。 英國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只是選舉的那一剎那，選舉過後人民即轉化為奴隸。這就是憲政搖籃英國現實的政治寫照。
因為代議制的設計，不論是內閣制或總統制，都趨向於權力的下降過程，人民除了數年一次的選舉之外，都得受權力者的指揮、擺佈。直接民主制的設計，注重於民意的提升過程，經常的讓全體人民有表達意見及參與的機會，並且將非制度性而體制外的抗議、示威活動，儘量引導進入制度化而體制內的政治參與。因此，直接民主制也是最周延的參與民主制。在這電腦與電信革命飛躍的時代，實有必要重新構想「人民主權」直接民主制的可行性。
21世紀的直接民主制是利用「全球資訊網」( WWW, World Wide Web )，由網民在電腦上直接投票，以取代傳統的選民到投票所選舉國會議員──立法委員的方式。其實台灣過去的選舉，各政黨的候選人也都使用過「全球資訊網」的選舉新招。現在無論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民間部門或一般民眾，都紛紛使用網際網路 ( Internet ) ──散播或獲得資訊，而進入網路資訊時代。自從上個世紀的90年代以後，當局即倡導電子化政府，逐漸辦公室自動化、行政業務電腦化，也有業務上網的單一窗口便民服務。政府業務與資訊上網形成政府網路，為實體政府的延伸，而政府的多數職能由電腦作業取代人工作業。
去除黑金政治可向韓國學習
在這電子資訊的社會，因電腦通訊結合，而資訊網路不受地理疆界限制，使得以往的「選區」地理空間概念趨於瓦解。網民的直接民主制，將使現行行政區劃的「選區」完全失去意義。另外，資訊網路也使國家的功能萎縮，國界劃分瓦解，因為國內生產越來越多移往海外，而政府又沒有足夠的司法權來處理海外的問題。當然，如果政策決定皆由市場決定，則政策會變成賄賂與賣官的產物，政府決策與司法會變成出賣給標價最高的人。在這政府機構、跨國公司和國際傳播集團掌控了全球資訊網路的時代，由於資訊的操作和管理、資訊的商品化，使選民能獲得的資訊表面上是愈來愈多，但要獲得真正不偏不倚的資訊卻大有問題！
然而，台灣一般的教育程度很高，加上資訊科技發達，每一個網友都可以經由網際網路，針對公共事務發言，不必花太多錢，就能把意見傳播給廣大的讀者群，形成「網路論壇」頻繁的討論和辯論，再進一步形成公共輿論的「網路民主」風氣。以此基礎來構思網路直接投票，以網路直接民主方式，取代「代議民主制」的立法院。
韓國在2000年的選舉，有所謂「386世代」──即以30多歲、80年代進大學、60年代出生的人們為中心，組織「2000年總選舉市民連帶」，公布賄賂、腐敗、無能的政治人物名單，展開使其落選的活動。這個「改變政治人物」運動上網後，傳遍全國，最後約七成有問題的政治人物落選。台灣要改革黑金與腐敗的政治，一方面需學韓國，由網友發動「黑金政治人物」落選運動，另一方面要由網友共同推舉「賢能而有良心的人」來參加政治。
如果民主制是以全體人民為主權者的話，在教育這麼普及而資訊這麼發達的台灣，人民可以不要議員的「代議士」媒介，在立法、行政、司法一切領域，透過網際網路，或經由創制‧複決的程序，直接參加政府決策，這才能真正達到民主的境界。
日裔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仿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著作『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認為社會主義垮台，自由主義勝利，表示歷史將朝向西方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終結。這新古典派的普遍主義，是指代議制民主主義和自由市場經濟。如果台灣有一天達到自由民主的境界，亦即政治上完全實行代議制民主主義、經濟上完全實現自由市場經濟，台灣是否會變成理想的樂園而沒有問題呢？台灣的歷史是否就此終結呢？再說，如果中國大陸有一天也實行選舉，引進議會民主制，其改革開放的進展亦實現自由市場經濟，中國大陸是否就會變成人間樂園而沒有問題呢？
自由市場因投機盛行而賭場化
在此得先探討西方的代議民主主義，這是經由選舉的程序選出代表的制度。隨著選舉權的擴大與政黨組織的發達，人民並不直接參與政治，僅依選舉權幾年投票一次選出代表，由代表行使政治權利，決定人民的意志。這種民主制度，一切以選舉來決定勝負。可是，選舉需要花大錢，財力雄厚者能較有力的驅使選舉管道，推出來較多數的代表。隨著大眾媒體等操縱選民的技術發達，金權政治與議員勾結的腐敗醜聞不斷地暴露出來。權力落入自私自利的人們手中，統治者與人民的差距越來越大。
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等歐洲先進國家，金權腐敗的醜聞不絕。美國柯林頓政權任命的98名大使中，有38名是因給予柯林頓政權鉅額捐款所換得的回報。可見西方民主最大的病根，在於金權政治。有錢人也可以高薪聘請律師團辯護，將有罪變成無罪。這種民主制度，是金權腐蝕了人權，赤裸裸地用金權來扭曲權力分立和法治主義。
接下來再看看，今日自由市場的普遍性，是否因投機的盛行而賭場化了？
現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妖怪”飛舞，債券、股票、黃金、商品、期貨等，二十四小時不停地以秒為單位從事投機買賣。金融市場的關鍵詞為「全球化」，甚至有期貨等「衍生性金融商品」(Derivatives)的投機。但是，金融資本市場的投機一旦崩盤，即會陷入廣泛的恐慌或不景氣。
投機資本為了追求利潤差額、轉嫁風險，如洪水猛獸般地構成市場投機。全球化市場的投機活動，變成國際金融資本的賭場化，甚至將各國當局的政策視為市場的材料之一，玩弄「我賺你賠」的死亡遊戲。然而，在市場完全「全球化」之下，各國當局依然脫離不了「國民經濟」的架構，抱著弱體化的「國家主權」不放。
再說實現了「自由主義」的社會，呈現「富有」與「貧窮」的對比。以消費程度來說，富有者過剩的消費（Over-consumption），貧窮者過少的消費（Under-consumption），形成「浪費」與「窮困」的兩極化。美國社會的過剩消費和財政赤字，無殼蝸牛（Homeless）的存在，犯罪的增加，家庭的離散，吸毒的蔓延，教育品質的低落，工作意願的減退等，無不成為無可救藥的病態現象。世界「自主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歌聲來自美國，但現在反而在美國聽不到了。
在社會方面，由於多媒體傳播的發達，好萊塢文化經由超級傳播線路風靡全世界。一個新技術或新訊息即可動搖社會人心，傳統文化隨著消費文化的流行（Fashion）而分解。但是，人們可曾省思、檢討，美國人的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應該成為人類生活的典範？
西方文明易衝突，中國、印度文化有包容性
現在台灣的情況又是如何呢？政治受醜聞污染，經濟因投機而泡沫化，社會面臨多媒體的新資訊而發生動搖，文化隨著消費、流行而解體。在世界文明史上，台灣又將如何定位？
美國學者杭廷頓（Semual Huntington）繼承湯恩比的文明史論「各種文明的衝突」說，冷戰結束之後，未來國際紛爭的源頭將是文明圈之間的衝突。
回顧世界文明史的發展，都是多元文明相互激盪才產生新的文明。以14世紀義大利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來說，那是受拜占庭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影響，亦即阿拉伯文明的移轉歐洲，而促進了西洋知識革新，到了17世紀歐洲才誕生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兒、牛頓等為首的科學革命，形成西洋的近代科學。此科學革命的成就，開啟了西洋文明在知識上的獨立，接著地理的大發現，便為其征服世界鋪路。
世界文明史的發展，本來是多元並行的，但因西洋化的「船堅砲利」席捲全世界，多元的文明並行被西洋文明打破，現在被西洋化的人們誤以為西洋文明是唯一的、永恆的、普遍的。但是人們對西洋科技文明進步的信仰，今天反而引起地球生態危機。目前，依循西方產業革命以來的工業化進展，導致全球資源枯竭、環境污染與破壞的症狀，而引發人類滅亡的危機。
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是以西洋文明為最高價值。他從國際政治的大戰略觀點出發，為了維護西洋文明，倡議拉攏跟西洋文明較接近的東歐和拉丁美洲，以及加強與日本和俄國的關係。並且利用儒教圈與回教圈的文明歧異與紛爭，阻止其聯手對付西洋文明，另外再扶持一些醉心西洋價值的親西方精英，來圍剿儒教和回教文明。
其實，西洋的文明論是在誇耀其在物質上、科技上的成就，但不論是文明或野蠻，人類在宗教、道德、學藝等精神上的內在生活都存在著一種文化。西洋的文明觀念會起衝突，但是中國或印度的文化思想有包容性，不一定會起衝突。文明不在「衝突」而在「共生」。
先打破「民主」與「科學」就是真理的神話
實際上，隨著全球化的進展，文明圈之間的衝突越來越稀少，倒是文明圈之內的衝突，甚至是一國之內的衝突才越來越嚴重。號稱最高文明國的美國社會，洛杉磯暴動、大衛教派流血事件、辛浦森判決的黑白對立、美國大選的對立不決，都顯示衝突在內而不在外。美國的政治學者對自己國家的政治腐敗拿不出改革辦法，倒是喜歡管其他國家的事務，要美國充當國際憲兵、警察的角色。這種國際憲兵的思想，尤其應該早早揚棄。
台灣在19世紀末以前，一直以唐山（大陸）為聖土。其後經過日本五十年的殖民地統治，以及在戰後五十年的國民黨統治下美國化，有濃厚崇拜西洋文明的傾向，把「西洋化」當作「現代化」。其實臺灣處於中國文明的邊陲，另一方面，也處於西方文明的邊陲，現在應該可以試圖超越「大文明主義」或「中心文明主義」，構思嶄新的「邊陲文明」，以回饋「中心文明」。
西洋文明優越的時代已開始敲起晚鐘，處於這世界文明的根本變動期，應有新的視野和史觀，將人類的文明史看成一個整體，以人類全體的命運為考量，思索在這「地球文明的時代」，台灣該如何生存下去，才能找到臺灣何去何從的答案。
西方科技文明的進步發達，的確使人類生活在物質上更豐富、便利，但另一方面，科技的狂飆也產生精神的貧困與頹廢，甚至有喪失人類立場的不安全感或危機感。例如遺傳學工程的進步，身體器官的移植普遍化之後，生命科學的發達反而引起精神的貧困。因為科技侵入人類生命以後，亦可能改變人類的自然生態，有一天大家都變成愛因斯坦或張愛玲，這個世界會變成怎麼樣呢？ 於是，近代西洋科技為前提的人生觀，與西洋政治思想為前提的「民主」，即「人為理性的動物」應尊重每一個人格的尊嚴，呈現自相矛盾。在迎接21世紀的新時代，五四時代所倡言「民主」與「科學」就是真理，這神話如沒有打破，恐怕無法轉換而開創新價值觀與新局面。
台灣具備倡導「共生主權」的條件
關於「國家」的認同問題，台灣有獨派、統派、不獨不統派等等，如何認同而得到共識，實為相當困難的問題。首先應承認台灣社會的多元化、多樣化，而構想如何將此多樣的想法調和，往共存共榮的方向發展。多元、多樣的調和和共存，需要相互理解和認識，同時應包攝全體而有一體感。多元主義並不是價值相對主義，也不是價值無政府主義，但不必急著設定基準價值，而是在原則上尋求多樣的「調和」與「共生」的可能性。因此才提議以「共生主權」替代「國家主權」。
「共生主權」的意義，除了在台灣島內各族群都有共生的主權之外，在國際上也不必顧慮他人是否承認我方的「國家主權」，不必耗費力氣去衝破「國家」的疆界，只要在國際上倡議「共生主權」，讓各國在不承認我方為「主權國家」的狀態下，也得以參加國際組織，如PECC、APEC等，逐漸改變國際組織以「主權國家」構成的神話，最後讓「共生主權」的觀念取代「國家主權」。
「共生主權」的另一層意義，是人類與自然的共生。所謂「天人合一」是也。西方的人道主義與科學思想，是以人為本位，萬物為人所用，人可以征服自然，才引起自然生態系統的失去平衡。東方的哲理，誠如老子所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類的道德行為應以天地自然為範，而有敬畏自然（天）之心。人與自然的融合與共生，尊重自然的生存權，也正是未來「地球文明」的要素。
在世界文明史上，現在台灣具備了種種條件能夠提倡「共生主權」。從負面的條件來說，台灣現在要尋求「台美同盟」是不可能，請求聯合國來核發「主權國家」執照的機會也不大。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又對「國家主權」頗為執著，短時間內雙方極不容易打開僵局。台灣在對內認同問題難以獲得解決，對外又想保持台海兩岸之間的穩定關係的話，除了捨棄「國家主權」另闢「共生主權」的新天地之外，還有其他的妙計可施嗎？脫離「國家主權」，也是從以西洋為中心的國際政治脫皮，維護自然生態，去努力開創人類與自然共生的「地球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