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什麼？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訣竅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為主君毫無保留的捨命獻身。這種思想也是對傳統儒家「士道」的一種反動。儒家的「士道」講究君臣之義，有「君臣義合」、「父子天合」的人倫觀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覺悟為根本。
武士道重視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無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盡臣道），盡忠是絕對的價值。中國的原始儒學是以孝為本，盡孝才是絕對的價值。如果「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但是如果「君有過」，臣「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武士道論者認為，儒家的「士道論」乃在粉飾貪生怕死的私心，慎於人倫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選擇生死，則面對死卻不乾脆去死。唯有純粹徹底的覺悟死，才是武士道強人之處。武士道徹底的覺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語、起居動作，也就與眾不同。武士社會尊重禮儀，不光是封建社會階層秩序的尊從，更進一步說「禮儀端正」，才是武士強人一等的表現。武士要「死的乾脆」，君要你切腹自殺你就得切腹自殺，這是日本鎌倉武家時代以來的傳統。
二、『葉隱』乃武士道精神源流
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稱為『葉隱』（hagakure），是江戶時代的佐賀藩（肥前鍋島藩）所傳誦的武士道修養書。「葉隱」就如樹木的葉蔭，在人家看不見的地方為主君「捨身奉公」之意。此書是由佐賀藩的藩士山本常朝（Yamamoto Tsunetomo 1659-1710）傳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陳基（Tashiro Tsuramoto）聽聞書寫整理，在18世紀初的1716年完成『葉隱聞書』寫本，共11卷1200多節，簡稱『葉隱』或『葉隱集』。卷一、卷二講武士的心得修養，卷三講鍋島藩藩祖直茂，卷四講第一代藩主勝茂，卷五講第二代藩主光茂（即山本常朝的主君），以及其嫡子即第三代綱茂等，卷六講鍋島藩古來的事蹟，卷七、卷八、卷九講鍋島藩武士的「武勇奉公」言行，卷十講他藩武士的言行，卷十一是補遺。
『葉隱』所表現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斷地死、毫不留戀地死、毫不猶豫地死。一般人對生命執著，武士道則持否定的態度，認為只有死是真誠的，其他的功名利祿都是夢幻。當一個人捨棄名利，以「死身」來義勇奉公時，就可以看到這世間的真實。武士標榜的是精神上的優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戰勝自己，才能戰勝別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這是日本武士強人一等的道德律。「不要命」與「要人命」是息息相關的，「葉隱」的教訓真是非常殘酷的武士論語。
例如佐賀鍋島藩祖直茂，向其子勝茂說：「要使斬首習以為常，得先對處刑者斬首」，於是在其西方衙門內，排列十人讓他嘗試斬首，勝茂連續斬首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強壯的年輕人，就說「已經斬夠了，那傢伙讓他活吧，這人才免斬得救」 [1] 。日本軍人侵略中國時的「百人斬」殘酷典型，在此可以窺見。
『葉隱』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髮指。
山本常朝的異母兄山本吉左衛門，依父親山本神右衛門的指示，5歲時就得斬殺狗，15歲時斬殺死罪者。武士大眾，14、15歲開始實習斬首 [2] 。如此武士從小帶刀成長，養成斬殺人不在乎的精神。
武士道的本義，如日本戰前教育敕語所教諭，以「義勇奉公」為最高原則，這是武士為「奉公人」的心裡準備，說來非常殘酷不人道。舉例說，佐賀鍋島藩第四代吉茂，年輕時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討其喜歡的，即將此人之妻的壞話寫在扇上，交給近侍說「你把此扇讓他看，再將那傢伙做何反應呈報」。此家臣看了扇之後，並不知道是誰寫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將此呈報。吉茂公曰「將主人書寫的東西撕裂，乃是無禮者。令他切腹。 [3] 」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義的表現」。山本常朝也說，武士應盡的忠義，是以殉死為最高。
有一個令人起雞皮疙瘩的故事。江戶屋敷的看守倉庫者堀江三右衛門，偷了庫存的金銀，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後，即下令「大罪人，折磨死」。於是先將他身體中的體毛燒光，剝他的指甲，切斷他的腳筋，用錐磨等工具給他種種折磨，但他不哀聲大叫，連臉色都不改變。最後就斬開他的脊背，用熱燙的醬油澆灑其上，他即軀體折彎而死 [4] 。
武士道相傳也講究義、忍、勇、禮、誠、名譽、忠義等德目，但實際上是殘酷無情，慘不忍睹。中世紀的鎌倉時代，源氏家族親兄弟（源義朝、源為義、源為朝），骨肉相剋殺戮，而斷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條氏的策謀，功臣們也就斷了命脈。日本戰國時代的無情，都有血淋淋的殺戮史為佐證。有殺主君的，松永彈正叛逆弒君即將軍義輝；有殺父親的，齋藤義龍殺其父齋藤道三；有殺兄長的，今川義元為了繼承家主地位，在長兄死後，殺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殺親子的，江戶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聽織田信長的話，命其親生長子德川信康自害死亡 [5] 。日本武士的殘酷不人道，比比皆是，從此也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實面。
三、迷失的武士道「旅順大屠殺」
甲午戰爭又稱為第一次中日戰爭（1894-95年），當時日本陸軍大將大山巖指揮第二軍，1894年11月21日開始攻打中國北洋海軍基地旅順港口以後，發生了旅順大屠殺事件。『日本外文書』稱之為「旅順口虐殺事件」，英美稱之為Port Arthur Atrocities，或Port Arthur Massacre。這也許是日本武士道精神在中國第一次發威吧！
旅順大屠殺到底犧牲人數有多少？
在 1895年「三國干涉」遼東半島，旅順歸還中國之後，中國的遼東接收委員顧元勳，在旅順的遺骨、遺灰埋葬地點建造了一座「萬忠墓」，記錄受難者約1萬8千人。1948年重修「萬忠墓」時，記載犧牲人數為二萬餘人。中國的史學者孫克復、關捷編著『甲午中日陸戰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據此主張犧牲者數為二萬餘人。1994年3月，興建「旅順萬忠墓紀念館」時，再行發掘萬忠墓清理後，亦記載「日軍侵入旅順市區後，對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進行了四天三夜野蠻的大屠殺，近二萬無辜同胞慘遭殺害。」 [6]
當時居住旅順市的人口約為二萬餘人。據1895年3月號的『北美評論月刊』（North American Review）報導說：「在旅順市街殘留的中國人只有 36人。」他們是用在搬運、掩埋屍體的。
日本的國際法學者有賀長雄，曾擔任日軍第二軍的法律顧問從軍，在他的著作『日清戰役國際法論』（陸軍大學校，1896年）說：當時散布在市街上的屍體總數約2000，其中包含約500具非戰鬥員。當然，日方是加害者，勢必要隱瞞日軍有屠殺非戰鬥員（平民）的事蹟。因為明治天皇在宣戰的詔敕宣布「苟非戾於國際法，各各應衡權能力盡一切手段，期無遺漏」，要求日本軍人嚴守戰時國際法，讓歐美重視日本是一個「文明國家」。但是在旅順有四名跟隨日軍的外國特派記者，目睹了旅順大屠殺案。
歐美的從軍記者中，除了美國和法國的『前鋒報』（Herald）賈味記者（Garver）被收買而站在擁護日本的立場之外，其他英國『泰晤士報』（Times）柯恩記者（Thomas Cohen ），『標準報』（Standard）的維利爾茲記者（Villiers），美國的『世界日報』（The World）克利爾曼記者（James Creelman）三人，雖然語氣有點不同，都強烈地譴責日軍所犯的屠殺罪行。
例如1894年11月20日在紐約發行的『世界日報』（World）的編輯標題是「旅順港的殘殺，至少有2000個手無寸鐵的人被日軍屠殺」，內容激烈地批判日軍暴行，抨擊日本人為披著文明皮膚而擁有野蠻筋骨的怪獸，「日本現今脫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野蠻的本性。」還有英國的『泰晤士報』（Times）的記者也證實，日軍將俘虜綑綁著屠殺，甚至還有將平民，特別是婦女也屠殺的事實。
依日本人自己的證言，日本郵船的貨物船遠江丸的一等司機林治寬的體驗，「旅順口陷落時登陸，見死屍相積，三疊疊散在，實為酸鼻之慘狀。內有老、幼、婦女、稚兒。尚有未死而呻吟之聲，今猶存耳。」 [7]
當時的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則使盡方法來收買外國通訊社，不要把日軍的屠殺醜聞傳到國際社會。例如以機密電信指示在英國的代理公使內田康哉，用錢收買英國的中央通訊社（Central News），要其對『泰晤士報』的旅順大屠殺報導提出不同論調，說對旅順市民的某種殘暴是中國逃兵所為。內田回電說不夠錢收買，外務省即回答從預備金匯送2000日圓。英國的Central News 即獲得充分報酬為日本的情報工作服務。 [8]
另一方面，收買路透通訊社（Reuters）則由當時駐德公使青木周藏進行。外相陸奧答應「路透電信公司」（Reuters Telegram Company），為日本傳布有利的信息則給予606英鎊的報酬。當時在橫濱的日本通信社也發行『Japan Mail』和『Japan Weekly Mail』，社長布陵克利（Francis Brinkley）也是路透社的通訊員。外相陸奧即請內閣書記官長伊東己代治，要求日本通信社將日本政府每天放出的戰爭情報向倫敦電送。陸奧對布陵克利的交涉成功之後，日本政府就以補助金名目，每月給日本通信社一定額的補助金。甲午戰後，論功行賞，日本政府賜給布陵克利「勳三等旭日章」並授與賞賜金5000圓。 [9]
但是路透社有Reuters Telegram Company和Reuters International Agency兩家，日本政府與前者訂契約給錢收買，後者還是照樣傳布對日本不利的屠殺信息。 當時掌握『時事新報』的輿論泰斗福澤諭吉，即撰寫一篇「旅順殺戮乃無稽流言」辯解 [10] 。經由聘雇的外國人侯斯（Edward House），向歐美通信社、『世界日報』等提出辯解，努力企圖將屠殺事件沈靜化，日本國內也就忘了屠殺事件的存在 [11] 。日本政府並未對屠殺事件徹底調查，即以「有關旅順口佔領的誤聞」傳達給歐美各駐外公使，即駐德的青木公使、駐英的內田公使、駐美的栗野公使、駐俄的西公使、駐法的曾禰公使，駐意的高平公使等一份辯明書，向各國辯解。 [12]
但是經由英美報紙目睹旅順大屠殺的記者報導，日本大本營也不得不派人持參謀總長致大山巖軍司令官的公函到旅順，要求其解釋清楚。大山的回函，雖然承認在11月21日對旅順市街的士兵和人民混合殺戮，但辯稱旅順居民很多跟中國軍方有關係而試圖抵抗，或在薄暮時分看不清楚而造成殺戮；此外對殺害俘虜一事，則強辯是對反抗、逃亡的懲戒；至於有關日軍的掠奪行為，則一概否認。總之，從大山巖對參謀本部的辯解書可以知道，對於屠殺的規模大小或屠殺的原因或許有所辯解，但是日軍第二軍司令部還是承認有「旅順屠殺」的事實。
當時的首相伊藤博文，為了「旅順大屠殺」事件與大本營協議的結果，決定日本既然戰勝了，為維持日軍士氣，不要調查此事件真相而懲戒肇事者，就以一貫辯解的方針應付國際輿論。
日本政府對日軍的屠殺中國平民百姓不加追究，只顧向列強辯解日本是「文明國」，一直宣傳中日甲午戰爭乃「文明國」的日本打敗「野蠻國」的中國，從此以後，日軍可以更肆無忌憚地屠殺中國人了。
日本的武士道至此，墮落為對歐美列強搖尾送錢而撒謊辯解，相反的對弱國中國則屠殺凌虐而忝不知恥了。
四、武士道在台發威
依『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等資料，日本據台後的幾年，至少有下列數件大屠殺，這應該算是日本武士道在台發威吧！
一、大嵙崁大燒殺：1895年馬關條約後，日軍登陸台灣。在台北與新竹之間的大嵙崁溪沿岸地方，有大嵙崁武生汪國輝、三角湧樟腦製造業者蘇力、樹林地主王振輝等人，各自率領「住民自警團」自衛。7月12日，日軍進軍到該地方，汪等抵抗。7月16日以後，日軍的援軍到來，便展開屠殺。日軍設定大嵙崁以東至三角湧之間的所有村莊，都是抗日的義軍，就下令焚燒大嵙崁街，於是4萬人左右的繁華市街，從7月22日連燒3天，火焰遠遠連燒到三角湧街，20多里不絕，變成滿目淒涼的焦土，共燒毀房屋1500多戶，人民死傷260人。抗日領袖汪國輝，則被日軍以武士道手法斬殺 [13] 。
二、大莆林對婦女暴行：1895年8月30日，日軍進入雲林地方，9月2日到達大莆林，即現今嘉義縣大林鎮。此地的領袖人物簡精華，深知裝備戰力皆非日軍敵手，不忍生靈塗炭而決定放棄抵抗，命令居民清掃道路，提供食物歡迎日軍。不料日軍竟要求簡獻出200名婦女。簡不答應，日軍竟以此強姦殺害簡氏一族婦女60多名。簡氏憤怒，招集雲林民眾，從9月3日開始以弓箭、棍棒、陷阱、土槍，襲擊日軍。後來簡精華受辜顯榮的引誘，忍痛接受招撫，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即自刺左手血管，失血而死於自宅。鄉人感動其忠義，而以「簡忠義」追思 [14] 。
三、蕭壟街慘殺：1895年10月10日，日軍混成第四旅團登陸布袋嘴（嘉義地方），當地義軍領袖林崑岡，以敢死隊之勢捍衛鄉里。然而武器窳劣不敵，退據蕭壟街（今台南縣佳里鎮）。於是日軍大事搜索，近千名村民躲到溪邊雜樹林的天然溝壑中，因嬰兒哭聲而被發現後，日軍竟派兵分別截住長坑的頭尾兩端，然後亂槍齊放，對著坑內猛烈射擊了近20分鐘。一時淒厲慘叫，呼喊哀號如人間地獄，躲到坑裡避難的台灣人無一倖免，嬰兒、婦女也無一人得活，真是殘酷到極點 [15] 。
四、雲林大屠殺：台灣中部雲林地方有稱為「大坪頂」的山地，三面溪谷包圍，東南與險峻的山地連接，地勢險惡，由柯鐵所率領的柯氏家族居住。當日軍從北南下之際，簡義等抗日份子紛紛來此地避風雨。1896年4月1日雲林縣地方被台中縣合併，雲林支廳設於斗六。6月10日，日軍混成第二旅團的守備隊開始進駐雲林地方。當時大坪頂有抗日份子千餘人聚集，為了誓死抗日，將大坪頂改稱為「鐵國山」，向全島發出檄文，呼籲將日本人驅逐出台灣。6月16日，日軍一連隊進入斗六，「鐵國山」的抗日軍避其鋒銳，退入深山。從此一直到6月22日，日軍在雲林地方血腥屠殺，共有4295戶民宅被燒毀，殘殺民眾6000人 [16] 。甚至歡迎日軍的約50名順民，亦在被殺之列。
當時的台灣高等法院院長高野孟矩，對雲林大屠殺事件如此證言：「日軍漫然出兵，費六日時間燒毀70餘個村莊的民宅，殺害良莠不分的民間人士300餘人，而刺激了附近的居民，此完全是此次暴動蜂起的原因。故說有土匪幾百人或幾千人，實際清查則多為良民，父被殺、母被奪、兄被害、子被殺、妻被殺、弟被害而基於憤恨，或家屋以及所藏財產悉被燒盡而喪失寄生之處者。」 [17]
1896年7月4日香港英文報紙『Daily Press』披露日軍在6月16日到6月22日的雲林大屠殺事件 [18] ，於是引發國際間注意日軍殘酷屠殺台民的事實 [19] 。日本政府即不斷訓令有關單位取消香港新聞有關土匪的報導，請拓植務次官將事實刊載在外事新聞 [20] 上，在外國新聞上隱瞞此事。但是以雲林大屠殺為契機，台灣各地連鎖性地爆發對日本統治的不滿，並在各地興起抗日運動。在國際輿論壓力下，第二任台灣總督桂太郎被迫下台，很諷刺的，就任的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正是甲午戰爭旅順大屠殺中應負責的旅團長。
五、阿公店大屠殺：有人歌頌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是「台灣現代化」的催生者，他們是對台施行「懷柔政策」的“能吏”，但是忽略了他們有日本武士道殺人如麻的本性，以大屠殺鎮壓抗日台民，確立其統治台灣的基礎。兒玉於1898年就任台灣總督，決定自11月12日展開對台灣中南部抗日軍的大規模攻擊，日本人稱為「大討伐」。此次「大討伐」，依台南縣知事提出給台灣總督的報告，殺害人數達2,053人，傷者不計其數。民宅燒毀數，全燒毀2,783戶，半燒毀3,030戶。家屋的全燒、半燒，家財的燒毀等的損害， 依當時幣值達38,000餘日圓。 [21] 尤其是受害最殘酷的阿公店地方，有居住安平、打狗（高雄）的外國人，對日軍的殘暴議論紛紛，英國長老教會牧師福格森（Duncan Ferguson）等，即向『香港日報』（Daily News）投書，提出日軍喪失人性大屠殺的人道問題，鬧成國際輿論的交相指責 [22] 。
六、歸順式場誘殺慘案：兒玉與後藤的對付台灣中南部的抗日勢力，除了以軍警大規模「討伐」之外，又使用招降的誘殺策略。這就是所謂「土匪招降策」，其策畫者就是兒玉總督，而參與立案者為後藤民政長官、總督府事務官為阿川光祐、策士為白井新太郎 [23] ，其中以雲林的騙殺抗日軍最駭人聽聞。於是1902年，斗六廳長荒賀直順與警務課長岩元知密謀招降殺戮的計畫 [24] 。
5月14日，斗六廳長荒賀與該地守備隊長、憲兵分隊長密議在5月25日舉行歸順典禮騙殺。5月18日岩元警務課長召集林圯埔、崁頭厝、土庫、他里霧、下湖口五位支廳長，指示舉行歸順典禮的真意與處置順序，並決定斗六、林圯埔、崁頭厝、西螺、他里霧、內林的6個地方為式場，並命各支廳長好好準備 [25] 。
即對於表示投降的抗日各領袖，表面上善用甘言，允許他們歸順，內心則企圖徹底剿滅，所以訂定是年5月25日，約張大猷以下265名抗日分子，聲言分別在6處舉行歸順式。即：一、斗六式場60餘人，二、林杞埔式場63人，三、嵌頭厝式場38人，四、西螺式場30人，五、他里霧式場24人，六、林內式場39人，然後用機關槍，於6個地方同時全部殺戮 [26] 。這種誘降，欺騙殺戮的事跡，日人製造口實，僅說明為：5月25日，在歸順式場妄動，所以一齊殺戮。而遮掩騙殺的事實。
七、吧哖大屠殺：又如1915年余清芳以台南的西來庵「食菜堂」為中心推展抗日運動的時候，日軍警以誘殺詭計，將台南吧哖（玉井，日語唸tamai）附近的後厝，竹圍、番仔厝、新化、內庄、左鎮、茶寮等二十多位村落居民3200餘人，不分老幼，依次殺戮 [27] 。日人對於這種慘絕人寰的大凶殺，極盡隱密的能事，例如秋澤次郎著『台灣匪誌』，除了喋喋不休的敘述「匪徒的暴動」和「聖恩洪大無邊」，以外，就沒有把前述的騙殺事實提起，但是從其文中，亦可以窺視騙殺的蛛絲馬跡。例如書中說：「如此，殘匪誘出終了以後，總督府認為他們之中罪狀最重，不能溯及大正4年11月的大赦恩典者，縱使投降，如全免刑責則有枉國法，有傷國家威信，所以對他們必須嚴肅的處刑。 [28] 」，抗日領袖江定等，就是這樣被誘降，然後處死的。
後藤新平在其『日本植民政策一斑』公開說，在他統治台灣的五年間，依法「殺戮匪徒數」就達11,950人 [29] 。日本所謂的「匪徒」，不用說，全都是「抗日」的台灣人。
依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國璠編著的『台灣抗日史』，「台灣淪於日人之手，垂五十有一年……我同胞慘遭屠殺總數，約近四十萬人；焚燒房屋僅乙未年（1895年）內即達三千餘所，至於婦女之被淫虐，丁壯之被奴役，其在精神上之損失，更是難以估算。 [30] 」
現在日本的右翼份子常歌頌日本的50年台灣殖民地統治的成功為「現代化」，有許多台灣學者追隨著說，台灣的「殖民地化」也就是「現代化」。如果台灣割讓日本後日本武士道在台發威，台灣才能有「現代化」成果的話，不是等於說台灣人是賤骨頭，台灣人自己沒有「現代化」的能力嗎？
五、新渡戶為什麼出英文版『Bushido』
為什麼新渡戶在1899年撰寫『Bushido』，給予武士道新的詮釋呢？而『武士道』的出版又如何變成新渡戶登龍門而獲得富貴榮華的敲門磚？最主要的秘訣在於娶美國婦女瑪里（自稱「萬里」Marry Patterson Elkinton, 1857-1938年）為妻。當時日本在甲午戰爭戰勝了中國，獲得2億3千萬兩，約合日幣3億6000萬日圓的賠款和台灣殖民地，但是日軍有「旅順大屠殺」、「領台大屠殺」的報虐行為，列強仍視日本為一野蠻國，日本必須向國際解釋日軍的行為是「武士道」的行為，是一種高尚的品德。
新渡戶在1884年赴美留學，進入美國巴的摩爾（Baltimore）新設的霍普金斯大學，同學有以後當總統的威爾遜（Woodrow Wilson）。他在校期間的1886年認識了美國小姐瑪里。瑪里是教友派信徒（Friend 一般俗稱Quaker）是愛國者，新渡戶也是愛國者，為了追求瑪里，他也變成教友派信徒。瑪里的父親認為日本人是野蠻民族，反對瑪里與新渡戶結婚，但他們兩人交往5年後，在1891年結婚，當時瑪里33歲、新渡戶28歲，年齡相差5歲。結婚後兩人在東京的住家，簡直像在日本海中漂浮的孤島，住家環境完全是美國式的。瑪里是第一個跟日本人結婚的美國女性，不說日本話，也不顧慮日本人的想法和行為方式，不論是文化上或心理上，仍然依照美國人的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在日本生活。但是她幫助丈夫出了一本英文書『Bushido（武士道）』，將日本傳統與歐美比較，詳述日本的武士道與歐美騎士道的相似性，辯解日本的切腹、復仇等絕不是野蠻。藉助於優美典雅的英文，此書風靡歐美的讀書界，新渡戶稻造之名忽然傳遍世界，於是談「武士道」就是「新渡戶」，談「新渡戶」就是「武士道」，而聞名天下 [31] 。從此，新渡戶步步高升，成為京都帝國大學教授（1904年）、第一高等學校校長（1906年）、美國卡內基財團（Carnegie Foundation）的交換教授（1911年）、東京帝國大學教授（1915年）、東京女子大學校長（1918年）、國際聯盟事務次長（1919年）等，步步高昇 [32] 。
新渡戶在『Bushido』第一版序說，「此書的直接開端，是吾妻常常問我為什麼這樣的思想或風俗在日本很普遍呢？ [33] 」 武士道的規矩，在西洋人看來是很野蠻的，他就必須想辦法圓滑的說明，因此與妻子一再討論，讓她理解，取得她的同意。新渡戶的此本著作，另外也得到美國人女友安娜（Anna C. Hartshorne）的協助。她和她的父親亨利（Henley Hartshorne）1893年到日本，住在新渡戶家好幾年。安娜留下來的信件，亦證實她對『Bushido』的著述有很深的關連。依留下來的紀錄，當新渡戶的手發抖而寫不下去時，安娜即聽取新渡戶的口述，替他書寫下來。新渡戶在此書的序末尾，也表達對安娜的感謝 [34] 。
這樣以英文撰寫新詮釋的『武士道』，在義和團事件發生的1900年於美國費城（Philadelphia）出版，Philadelphia在賓夕凡尼亞州，是希臘語「友愛」之意，從殖民地時代由教友派信徒潘恩（William Penn）領導建設，成為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以及翌年憲法發布的歷史紀念都市。此書的出版剛好給歐美人「日本精神」與中國「義和團」（西洋人稱Boxer拳匪）評比的機會。這本書在日俄戰爭爆發後的1904年，經由美國人的協助，由較大的出版社再版。拜日俄戰爭日本戰勝了俄國白種人之賜，國際間加深對日本的關心與興趣，英文版的『武士道』即變成暢銷書。新渡戶從此成為日本精神、日本倫理學的權威，名揚世界。1905年日俄戰爭戰勝之年，明治天皇特地召見『武士道』作者新渡戶進宮，當然瑪里夫人也陪同到皇居拜謁。
日本在日俄戰爭能夠打敗俄國，其實也是靠美國金融資本的援助。當時德國系猶太人創立的投資銀行古恩羅布公司( Kuhn, Loeb & Co. )，社長是德國出生而移居歸化美國的薛夫( Jacob H. Schiff )，他跟他的歐洲猶太系金融資本家朋友羅斯契德( Lord Rothschild )，共同封鎖俄國想在倫敦和巴黎籌借戰債，並由薛夫的古恩羅布公司負責日本在日俄戰爭時的四次外債募款，共募得3億5千萬美元，幾乎是日本在日俄戰爭時戰費的一半 [35] 。薛夫在戰後的1906年赴日，由明治天皇召見，感謝其對日俄戰爭的舉債功勞，而贈與「勳一等瑞寶章」。薛夫是對俄戰爭協力者，才獲得明治天皇召見；新渡戶夫婦對日本從事對外戰爭，以「武士道」精神包裝功勞獲得召見。
從新渡戶稻造呈給明治天皇的『上英文武士道論書』，也可以完全瞭解他撰寫武士道的真意。
「伏惟皇祖肇基，列聖繼緒，洪業先於四表，皇澤遍於蒼生，所施聲教，所及德化，武士道興於茲，輔佐鴻謨，宣揚國風，使眾庶皆歸忠臣愛國之德。斯道卓然，為宇內儀表也。然外邦人猶未詳知，是真憾事，稻造於是作武士道論。」
「稻造才短識薄，加之病嬴，宿志尚有未成，上背聖恩，下愧父祖，唯僅述卑見而作此書。庶幾皇祖皇宗之遺訓，武士道之精神，傳給外邦，以報國恩於萬一。謹上此書，仰奉乙夜之覽，誠惶頓首。」
明治38年(1905年)4月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新渡戶稻造再拜白 [36]
這本書在1899年出版後，經過幾次增訂再版，在蘆溝橋事變的翌年1938年，由矢內原忠雄翻譯的日文版在岩波書店出版，成為在日本『武士道』論的鐵定版。此書的第16章「武士道仍然存在？」斷定：「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與原動力。」 [37]
「帶領日本渡過王政復古的暴風與國家革新的漩渦，而掌舵『日本船』方向的大政治家，這些人所通曉的道德教育均在武士道之內。看看佐久間象山、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現代日本推動者的傳記，以及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人的回憶錄吧，你會發現日本的形成是以武士道的思想和作用做為動力。」 [38]
的確，佐久間、西鄉、大久保、木戶、伊藤、大隈、板垣等是推動了日本「王政復古」的維新事業，促使日本成為「上下一體的皇國」志士，並且日本也經由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使「皇國成為世界第一等強國」。但是日本「內政」的成就乃建立在「外征」亞洲鄰邦的犧牲之上。
佐久間象山是提倡「東洋道德、西洋藝術」論的思想家，他評論英國發動的鴉片戰爭，唯貪圖利己、不知禮義廉恥，他的理想就是日本「皇國成為世界第一等強國」，而啟蒙日本志士推向「開國進取」的方向。佐久間最後拜謁幕府的高層一橋慶喜以及將軍德川家茂談論「開國」時務，然而被「倒幕」和「攘夷」的志士暗殺。
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是「王政復古」明治維新的三大功臣。西鄉以「征韓論」聞名，被不平士族擁立造反，戰敗自刃。大久保在明治初年得機會巡遊歐美，見歐美列強虎視眈眈，遂主張先「內治」而反對「征韓」，但1874年轉而主張「征台」、「台灣處分」，並到中國推展「強硬外交」，1878年被不滿士族暗殺。木戶孝允是「尊王攘夷」的志士，起初提倡「征韓論」，以便下級武士的不滿有發洩地方，但自從1872年隨岩倉遣外使節團巡歷歐美回國後，就改變態度反對「征韓」，也反對「征台」，在西南戰爭中死去。伊藤為日本創設內閣制和制定明治憲法的功臣，在其第二次組閣時，擴張海軍，強行挑起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後為併吞韓國而締結日韓協約，並任第一任韓國統監，但被韓國愛國志士安重根暗殺身亡。
大隈是1874年日本出兵「征台」的事務局長官，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組閣對德宣戰，並向中國強行提出21條要求，力圖讓日本取代德國在山東的特殊權益，然而他曾被日本右翼玄洋社員來島?喜投擲炸彈而斷了一隻腳。板垣是「征韓論」的首腦，因征韓論失敗而下野，後來組織愛國公黨、自由黨等各種政黨，參與政治活動，對內雖主張「自由民權」，但對外則主張「征韓」、「對中國開戰」。
從以上歷史事蹟可見，在日本武士道思想影響下的大政治家，對日本來說確實是明治維新的功臣，但對鄰邦的民眾來說，則顯然都是對外武力侵略的元兇。如果從鄰邦被侵略者的立場來看，日本的武士道思想是應該被否定的。
看看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論中，他對中日甲午戰爭如何論述的：
「小日本」擁有的是肉體上的耐力、不屈不撓及勇敢，這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可獲得充分證實。「有任何民族比日本人更忠君愛國嗎？」是經常被提出的問題，而答案總是驕傲的「沒有」。日本人應該感謝的是武士道 [39] 。
日本人應該感謝武士道，那麼被旅順大屠殺的中國人，日本佔領台灣時遭受大屠殺的台胞，是否也要跟日本人一樣歌頌武士道的殘酷呢？
新渡戶再強調：
打贏鴨綠江、朝鮮及滿洲東北戰役的，是日本祖先的靈魂，在子孫的心中跳動，引導著子孫的手。那些威武的魂魄、武勇的先祖精神，並未死去，對於那些有心看見的眼睛，那是清晰可見的。即使一位擁有最先進思想的日本人，在外表之下，仍然是一位武士 [40] 。
在日本武士道威武的魂魄刀下的中國人、朝鮮人、琉球人、原住民族，如果是有獨立自由意志的人，才不會願意屈服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下。
新渡戶從1920年起擔任國際聯盟事務局次長７年，負責日本在國際的宣傳工作。回國後就任貴族院議員，並以太平洋問題調查會理事，為瀋陽事變後日軍出兵中國東北辯解，而在1933年去世。他的美國夫人瑪里，則活到盧溝橋事變的次年1938年。他們夫婦不僅支持日本在1904-05 年的對俄戰爭，從 1931年的瀋陽事變開始，在1930年代一直辯護日軍在中國的軍事行動是對的。換言之，新詮釋「武士道」的用意，乃是向歐美列強辯解和正當化日本侵略東亞的理論。
六、結論
新渡戶在台灣製糖業的改革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受台灣總督府的招請於1901年2月擔任台灣總督府技師，5月升任民政部殖產課長，11月擔任新設的殖產局局長，1902年6月臨時台灣糖務局新設時也擔任局長，1903年10月轉任京都帝國大學法科教授，在台3年4個月。
他在台的具體功績就是1901年9月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認為最大的問題在於讓保守的農民採取新品種、新技術，於是勸告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要成為台灣的專制啟蒙君主，正如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II，1712-1786）,為普魯士普及馬鈴薯，不惜以強制力實行。於是在新渡戶的提議下，作成「台灣糖業獎勵規則」，由總督府支出獎勵金，從外國引進甘蔗新品種，給購買蔗苗和肥料的費用、開墾費用、灌溉以及排水費用、製糖機械器具費用等各類優渥的補助，而成立臨時糖務局，將台灣傳統的糖淘汰，進行糖業的「現代化」。但結果是驅逐了台灣人自營的糖業，讓日本本土的糖業資本入侵台灣，壟斷台灣的製糖業。
新渡戶肯定殖民地主義，認為殖民地就是新領土。他肯定英國保守黨領袖沙爾茲伯瑞（Robert Salisbury，1830-1903）的論點「膨脹的國民是求生存的國家，不膨脹的國民是死亡的國家，國家只居於其中之一」，認為有活力的國民必定膨脹追求新領土的獲得。因此新渡戶的殖民政策，在客觀上乃在正當化日本統治的理論 [41] 。新渡戶在九一八事變後更趨於帝國主義，在1932年「滿洲國建國」時，稱「滿洲國」是「民族自決」，說連已故威爾遜總統也會滿意。他所服務的國際聯盟，當日本在1933年3月脫離時，他批判國際聯盟應該是政治機關的，怎麼陷入有如司法機關糾彈日本的謬誤，而一直為日本的行動辯護。這時的新渡戶，明顯的從維護國際主義轉變為維護帝國主義了。
戰後，日本銀行在1984年更改紙幣上的圖案設計，採用福澤諭吉像為一萬日圓，新渡戶稻造像為五千日圓，夏目漱石像為一千日圓的圖樣。而此三人對武士道都表示積極性的讚賞，三人的看法雖說一致也存在著微妙的差異，但也表示明治時期的日本人，相當受武士道的影響。
福澤諭吉在1884年10月的中國分割圖上，預言日本將割取台灣，新渡戶稻造在日本割取台灣之後的1899年著「武士道－日本的靈魂」歌頌甲午戰爭打贏鴨綠江、朝鮮及滿洲戰役的是日本祖先的靈魂。以上二位的侵略精神，從被侵略或殖民的人民來說，沒有追隨日本人歌頌的道理。
夏目漱石對武士道的積極評價，是緣於1910年日本海軍有一艘潛水艇發生事故，14名船員全體未脫逃而死在艇內。夏目從艇長佐久間勉的片紙遺書上寫：「小官不小心沉陛下之艇而殺部下，誠對不住。然而船員一同，至死皆盡忠職守，沉著處事」。此與以前英國潛艇遭遇同樣不幸事件時，船員為免於一死而競相往窗口逃亡，以致屍體堆積的死狀相比，確實讓夏目感動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了不起。日本海軍的一位指揮官就是一名武士，對「沉陛下之艇」、「殺部下」如此痛感責任，才讓文學家夏目漱石感嘆不已，這也許是武士道受景仰之處吧 [42] ！
《註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