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綿羊」與「野獸」
「現代化」（modernization）在日本稱為「近代化」，這是以歐美為主軸的歷史觀，於二十世紀的後半葉在美國展開。所謂的現代化過程是指，一個國家隨著產業革命的進行，達成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社會生活有大幅度的改進，以至於演變到政治民主的階段。現在即依世界霸權美國的「現代化」理論，來考察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的過程，一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政治民主化，跟利用中國資金和資源有何關係。
在日本統治者眼裡，反抗的台灣島民和原住民一樣就是野獸，先行引誘投降叫做「歸順」，如果歸順之後又不很聽話，也還不急於進剿，而是先將順良的「綿羊」和野蠻的「野獸」劃定界限，再請「走狗跑腿」慢慢地設計進入陷阱捕殺。至於對付那一大群順良的「綿羊」，則找些年老長輩的來舉辦「饗老會」拉攏，要他們當起榜樣率領子弟，充當日本統治者的幫手。並由總督招集全島的詩星、文人雅士、墨客騷人，開「詩會」、「揚文會」等，在總督府官廳，飽餐美食唱合，這樣就可以如意的盤算，如何將整批「綿羊」割取羊毛。
販毒利益與「警察政治」
在日本佔據台灣以前，據日方統計，台灣的鴉片煙膏販賣營業者有6221人 [1] 。台灣總督府施行鴉片專賣制度後，壟斷鴉片煙膏買賣的利益，奪走從前很多以鴉片為業者的生活基礎。
台灣總督府的「鴉片令施行規則」，將鴉片煙膏的申請販賣人，分為「鴉片煙膏取次人」(中盤商)和「鴉片煙膏請賣人」(零售商)兩種。其他有關鴉片營業的商人，還有「鴉片煙吸食器具製造販賣人」、「鴉片煙吸食器具請賣人」、「鴉片煙吸食所開設人」，都必須向地方官廳申請取得「特許鑑札」，繳納特許費，才能作有關鴉片的生意。鴉片吸食器具製造販賣人，規定一年必須繳6（日圓），其他一年繳3特許費 [2] 。
以上四種鴉片營業人都是「特許營業」，必須向所在地的地方官廳申請許可，其中鴉片煙膏的「中盤商」與「零售商」，在鴉片專賣制度下擔任官製鴉片煙膏的批發販賣。所有鴉片營業人，不可提供給日本人鴉片煙、吸食器、吸食場所，若有任何這種行為皆要處以死刑 [3] 。鴉片只給「綿羊」的台灣人吸食，台灣人吸食鴉片，就是另一種被日本統治者「割毛」。
當時在台的鴉片煙膏販售網如下：毒梟總部是總督府製藥所（後來改稱為專賣局製藥課），將進口的鴉片分配給各地方官廳，由地方官廳批發給中盤商，再由中盤商人批發給零售商，最後由零售商賣給鴉片吸食者（綿羊）。
鴉片煙膏的中盤商約有60人左右，大概依警察署或警察分署的分佈，每區設置一人。例如台北市指定3個中盤商，一名設在南警察署管區內、一名設在北警察署管區內、另一名設在萬華警察分署管區內。在地方上則以每一郡的警察課為單位，每一警察課指定一人為中盤商人 [4] 。其下的組織就是鴉片零售商，一名零售商約配銷給45個鴉片吸食者。總督府的「警察政治」，就是以警察來管控台灣島的販毒網。
總督府在實施鴉片專賣制度時，就整頓鴉片營業人，減少到從前的半數以下，這樣日本警察比較容易掌握鴉片營業人。對於鴉片煙膏的「中盤商」和「零售商」的營業許可，以「身份確實者」為條件，由總督選擇指定核發執照，並保障其一定的販毒利益。於是，得到鴉片特許利益的人和被剝奪鴉片利益的人，其間對日本統治的態度就不一樣了。
為了對付台灣初期的武裝游擊抗日，總督府從鴉片專賣的準備階段，就將鴉片營業人限定為「本島人」，即台灣人之中「精查性行信用、資產、並限於從前的營業者」為「中盤商人」。
選擇「身份確實的人」為「狗腿」
但是1898年3月兒玉、後藤來台之後，立刻修改方針，秘密訓令各地方長官不必「限於從前的營業者」為中盤商，重點放在選擇「身份確實的人」來指定為中盤商 [5] 。這是後藤在台的鴉片密探阿川光裕，從「土人」辜顯榮的談話，探知如果將販毒利益與「御用紳士」（狗腿）組織性地長久結合，而變成「利益共同體」的話，「土匪招降」（騙殺）策就格外容易進行了。換言之，獵殺者如果沒有走狗跑腿，是不易捕殺野獸的。
自從日本佔據台灣以來，「台灣民主國」和台灣島民的武裝抗日持續不斷，如何鎮壓武裝游擊隊，對台灣總督來講是最棘手的。所謂「匪首」就是野獸頭子，但被「土人」當民族英雄看待，敢咬日本獵殺者的「土匪」（野獸）受到大眾的支持。「匪首」在大白天經過日本警察面前，也沒有「土人」要向警察告密。
依阿川與辜顯榮的分析，當時抗日的「土匪」（野獸）之數，台灣全島不知有幾萬人，但大土匪頭目並不很多，東部宜蘭地方有林火旺、林少花、林朝俊；北部台北地方有陳秋菊、林清秀、徐祿、鄭文流、簡大獅；中部地方有柯鐵、黃國鎮、王烏貓；南部地方有鄭吉成、林少貓等，只不過20多人而已 [6] 。
總督府改採販毒利益與「御用紳士」結合的方針，也是因為當時有很多台灣「土人」申請鴉片煙膏的營業特許，互相向官方展開猛烈的「特許」獲得活動。因此總督府認為，如果改為指定「身份確實的人」給予鴉片營業的利益的話，這些人就會向當局協力配合，共同來對付台灣的抗日份子（野獸）。「身份確實的人」，就是台灣人之中熱烈的展開「競爭御用」，獲得日方信任可以當「狗腿」的人。依謝春木的統計：台灣總督府施行鴉片專賣特許制，「驅使的御用紳士的人數總共高達37844人」 [7] 。日本統治者撒的販毒利益，竟然有三萬多的台灣人願意充當「狗腿」，影響到台灣光復60年了還有狗腿理論流行，在肯定、讚美「日本的殖民地統治」！
販毒網培養「御用紳士」
總督府在佔據台灣以後，設置「保良局」，區分「良民」（綿羊）與「土匪」（野獸），然而，台灣各地有30多個保良局，每個月得付350的維持費，乃木總督乾脆於1897年6月10日將各地的保良局廢止 [8] 。但是抗日事件頻仍，無法收拾。兒玉總督和後藤長官上任之後，發現還有比「保良局」更好又不必花錢的方法，就是利用「鴉片銷售網」培養「御用紳士」（狗腿）的奸詐設計。
總督府選定「身份確實的人」為「狗腿」，給予販毒的利益，巧妙地編這些「御用紳士」為台灣統治組織的尖兵。所謂「御用紳士」就是對總督府的政策意向表示忠貞，且對總督府的統治表示願意協力配合的「土人」，亦即為了鴉片利益自願充當「狗腿」的人。他們偷偷的將台灣人「抗日」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當局捕殺，以爭取鴉片煙膏的營業「特許」。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的『台灣北部前期抗日運動檔案』、『雲林、六甲等抗日事件關係檔案』、『台灣南部武力抗日人士誘降檔案』等，都有血淋淋的紀錄「狗腿」充當獵殺者的幫手。
1929年1月，總督府制定「台灣阿片施行細則」，將鴉片零售交由各「保正」共營，以充作各「保正」的慰勞金 [9] 。這明顯的是以販毒利益與「保甲制度」結合，來對付1920年代台灣興起的政治社會運動。同年4月，前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死亡，12月台灣鴉片問題在國際聯盟成為問題討論。
「土匪招降」的騙殺策
對於捕殺「野獸」（抗日份子），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最為凶殘的一套、就是起用「御用紳士」及地方有力人士（狗腿）出面招降，以優厚的條件引誘：譬如對抗日游擊分子說，既往不咎免除刑罰，安排其從事土木工作，以保障其生計等條件獎勵「歸順」，然後藉種種「口實」捕殺歸順者。
歸順的程序是抗日份子必須先繳交「歸順請願書」，再提出「歸順者名單」，並且集中抗日份子的武器檢收，最後才能領取「生業補助金」。如果抗日份子接受「歸順」，日方則舉行「歸順儀式」，這是掌握抗日游擊實態的詭計。從投降者沒收武器，逼抗日份子提出「同伙名單」，拍攝「歸順」的紀念照。所謂「紀念攝影」，是對每一個人照相，特別注意拍攝耳朵，後藤認為犯人的指紋可以技巧的變形，但耳朵的形狀除了切斷一輩子不會變形，有了照片以後無所遁形，不怕你再逃走躲避 [10] 。
保障生計的工作，很多是給予未開墾的荒地，或建設未開闢的道路。
例如兒玉總督和後平民政長官實施「土匪招降」策後，1898年中旬，東部宜蘭地方以林火旺為首的抗日份子300多人下山歸順，7月28日在礁溪公園舉行歸順儀式，並接受日方的生業補助金。「從礁溪通到坪林尾道路的開鑿工程，就是給予300多名歸順者的應急生業。大頭目林火旺所率領的是久經組織和訓練的團體，道路工程比一般土木更有秩序的進行。如此一方面平定土匪，他方面完成台灣全島的道路網。真是一石二鳥政策，而一旦投誠的匪首林火旺，1900年3月22日因故刑殺」 [11] 。
又如宜蘭人簡大獅，當1895年日軍侵台時，其妻妹母嫂皆遭日軍蹂躪死去，才在北部一帶抗日，後來率眾歸順，從事士林通往金包里（金山）的道路工程，完工之後日方捏造他構築要塞、備置武器的口實圍剿，他退入龍潭、關西各地然後逃入山地，再潛逃到廈門，被清廷逮捕引渡台灣，被日方在台北監獄處死。
抗日軍沒有料到，歸順投誠之後開闢建設的道路，以後竟被獵殺者的討伐隊使用為「討伐道路」。本來台灣的山林是抗日軍進行游擊戰的有利自然條件，開闢建設的道路，竟變成讓抗日軍自掘墳墓的詭計。
台灣各地赫赫有名的抗日領袖，在日本統治者眼裡，不過是醜惡的「匪首」，一隻不順從的「野獸」，可以利用「狗腿」招撫來歸順投誠，像林火旺、簡大獅、陳秋菊、簡義、柯鐵、黃國鎮、林少貓等，也都一時不察而放下抵抗的武器，試圖變成溫順的「良民」（綿羊）。但是一旦成為掉落陷阱的「野獸」，殘忍的日本獵人怎麼會放過呢？除了為日方張羅樟腦利益的陳秋菊之外，幾乎全被設計誘殺，逃不過獵殺者設計的捕殺網。
後藤新平自己說，從他就任的1898年到1902年的五年之間，「殺戮土匪數」是11950人 [12] 。因此在1902年殺戮了林少貓之後，宣稱完全鎮壓了抗日勢力。但是以後還是有抗日事件發生，日方不能自圓其說，其後的抗日就以「陰謀事件」詭避之。
歸順典禮的集體屠殺
兒玉、後藤的「生物學」捕殺，最兇慘的一幕，莫過於對於歸順者的集體屠殺。獵殺者還理直氣壯的說：「歸順者之中，有可當良民的，還有不良民而到底沒用的傢伙，先給與假（暫時）歸順證，經由若干月日的監視與選拔，將那些惡劣者同日同時殺戮。 [13] 」
1902年5月14日，斗六廳長奉命與西山守備隊長、大田憲兵分隊長密議，決定在25日舉行歸順式謀殺。5月18日召集林圮埔支廳長谷助五郎、崁頭厝支廳長森榮介、土庫支廳長安武昌夫、他里霧支廳長木浦角太郎、下湖口支廳長小谷新四郎，「內訓」（內密訓示）舉行歸順式的「本意」以及策略，令他們立即歸任準備，式場定為斗六、林圮埔、崁頭厝、西螺、他里霧、內林的六個場所 [14] 。
5月25日，依獵殺者指定，在六個「式場」同時舉行「歸順式」，無知的「歸順者」到來：斗六式場60多名、林圮埔式場63名、崁頭厝式場38名、西螺式場30名、他里霧式場24名、內林式場39名，總共同時殺戮265名。
獵殺者預先在式場埋伏機關槍隊等殺手，上午9點半在六個「式場」同時舉行歸順儀式，日方設計的歸順程序如次：一、歸順者排列攝影；二、放鞭炮；三、日本官員代表致詞；四、交付歸順證；五、呈上誓約書，格式一律：「誓約書 以前迷途誤入糾眾為匪，其罪值萬死，茲浴總督閣下特別恩典，准許歸順……」。
之後日本官員即退出場外，獵殺者突然態度驟變，宣稱懷疑歸順者投降誠心，要將其全部捕綁起來檢點搜身，歸順者鼓譟起來，獵殺者便趁機假借「騷動」，以埋伏的機關槍掃射，抗日份子（野獸）皆遭到屠殺殲滅 [15] 。有一名簡水壽警覺逃了出來，不過後來還是難逃日軍的追捕網。
後藤的女婿鶴見祐輔，替岳父作傳記『後藤新平』而脫罪說，「雲林的匪首柯鐵的殘黨張大猶以下150餘名，5月25日在歸順式場妄動，因此一齊殺戮。 [16] 」「妄動」只是屠殺的藉口罷了，這完全是以「歸順」設陷阱的集體慘殺，怎麼可相信『後藤新平』傳的描述。2005年新版的『正傳‧後藤新平』（一海知義校訂），特別將「5月25日」的日期削除 [17] ，大概認為150餘名的殺戮人數不對，將日期削除，就可以用以後殺戮的人數湊起來欺騙。為了正當化、合理化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如此地竄改歷史，今日的日本流行這樣的傳記『後藤新平』，還稱為『正傳』的決定版，由此可見當今日本學術文化界的墮落。
哪是「飴與鞭」，完全是「騙殺」的勾當
有很多學者追隨鶴見祐輔所寫的傳記說法，認為兒玉、後藤在台灣所執行的是「糖飴與鞭子」政策，這是騙人的話怎麼可當真相信呢？所謂「飴與鞭」，如從前父母對自己的小孩子，一方面給予糖果哄騙，一方面又加以鞭策用功，還有「愛心」存在。兒玉、後藤則是完全的在執行「騙殺」的勾當，利用捕捉野獸所使用的圈套，引誘抗日份子落入羅網慘殺，沒有一點點「仁慈」的影子，所謂「誘降」是一種欺騙加上暗算，日本人稱為「騙討」（damashiuchi），怎麼可以用「飴與鞭」來混淆呢？「飴與鞭」的說法，目的在隱蔽其殖民地統治凶殘的一面。
你以為日本的統治者很有良心嗎？把「文明」分給台灣嗎？
當時主張「文明開化」的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就認為日本獲得台灣割地的目的，完全在土地而不在人民，日本要的是土地物產，台灣土人應該殲滅。「應以軍隊徹底掃蕩，斬草斷根殲滅醜類（台灣土人），將土地盡行沒收，以舉全島為官有地的決意。 [18] 」福澤一再地強調：「凡是有反抗形跡的人，應該盡予誅殺，使其一人無存，以殲滅醜類。 [19] 」其心之狠，沒有一絲絲感情，視台灣「土人」為野獸的醜類，那裡還有存「飴與鞭」的教化心呢？而這位冷血的啟蒙思想家的相片，還成為日本現在通行的一萬鈔票的人頭像呢！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