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能量強大，生命力特別豐富
歐亞大陸（Eurasia）是地球上最大塊的陸地，與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之間，有一條突起的花彩列島，台灣的位置正處於這花彩列島的中央。以台灣為起站，到日本，到中國大陸，到南洋各地，距離都相差不多，台灣島成為東亞海空交通的樞紐。
地球上有兩個地方的能量，現在還活生生的特別強大：一個是在中國西藏邊界連貫東西的世界最高山脈喜馬拉雅山，長度2500公里，寬幅200-300公里，猶如一條活龍；另一個就是台灣的中央山脈，在台灣島中部和東部，是貫連台灣南北的脊梁，山脈長度580公里，在太平洋中浮起很像龍首，整個形勢恰似「回龍顧主，山水有情」。
台灣島住著人，能量比一般地方都特別強大，生命力非常旺盛。在台灣島的中央有北回歸線經過，全島屬於亞熱帶季風氣候，但是有寒帶、溫帶、亞熱帶，也有熱帶的各種生態。論台灣島的地形，高山叢林遍佈，有高山、丘陵、平原、盆地，長短河流，因此適合各種生態棲息，而動植物等蟲類豐富，顯現多元的生態環境，這也表示台灣土地能量的特質。
住在這裡的人，受土地能量的影響，生命力特別強。生氣勃勃而富有生活力和持續力，常以「愛拼就會贏」為口頭禪，勤奮工作，面對環境的變化反應敏銳，為了生機懂得隨機轉變，感到生活不安定時也有接受劇變的膽識。
台灣與大陸的自然與人文是連續的
台灣位於中國大陸東邊的太平洋上，地理上與福建省僅隔150-200公里，其間的台灣海峽，水深不算深，只有50-100公尺，但是暗礁淺沙，處處險惡，而且黑水溝流急，暴潮颶風，縱橫於海峽之間。
從動植物的生態來看，現今棲息於台灣的爬蟲類、兩棲類、以及淡水魚等，都是中國大陸為原產地，並可以斷定與菲律賓群島沒有任何關係。此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在哺乳類也有同樣的現像，既然不能自行渡海的動物如淡水魚，在大陸和台灣都共通存在，這表示很久以前兩地是陸地相連的 [1] 。
雖然中國歷史對此島已經有一千年以上的記錄，在12世紀的南宋開始有大陸漁民或沿海農民，移居澎湖的無主荒地落腳，因為在澎湖發現宋代的漢文化遺址，但是台灣本島當初只有台灣原住民族居住。從台灣原住民的史觀來看，所謂「台灣人四百年史」，根本是漢人、特別是閩南人杜撰的歷史。
到17世紀後半期1683年，清朝攻陷鄭氏在台最初樹立的政權（1662-83年）。清朝攻陷鄭氏政權的秘訣，在於先實行經濟封鎖戰略，1656年發佈「海禁令」即禁止貿易令，讓台灣在經濟上不能獨立生存，1683年才命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率300餘艦船2萬餘兵員攻陷澎湖，鄭氏政權第三代鄭克塽，聞風投降。
1684年，清朝正式宣稱此島為「台灣」並納入中國版圖，在福建省之下設一府（台灣府）三縣（台灣縣＝台南、鳳山縣＝高雄、諸羅縣＝嘉義）。從此200多年，福建、廣東的漢族，靠崇敬的海神「媽祖」保佑，陸續冒險渡台拓墾 [2] ，與原住民族爭奪土地。台灣的土地有限，漢族增加拓墾的土地，則原住民族就減少狩獵游耕的土地，但是清朝對台灣採取消極政策，台灣島變成閩粵人冒險家，設「隘」、防「番」拓墾，行政權力不易到達的天堂。到了19世紀後期，1874年日本出兵台灣之後，清朝才在1885年將台灣升格為省，以行政權力積極推行台灣的「洋務」。
台灣的文化資產，不論布袋戲偶、皮影、傀儡、木雕、銀器、刺繡等，都是來自中國大陸，只有原住民族的工藝品，還算起源於台灣本土。當今原住民族的文化幾近完全流失，少數保存下來的，卻是日據時期掠奪的文化遺產。
台灣文化的表徵：語言文字，除原住民族的語言文化之外，現存使用的漢字、國語（北京話）、閩南話（廈門話）、客家話等，都是中國大陸漢字語言的延伸，這些構成了台灣文化的主流 [3] 。遍布台灣各地的各姓祀堂、也體現台灣居民對來自大陸先祖的懷念。民間傳說、民間藝術、歲時節俗、民間信仰的王爺、觀音佛祖、天上聖母、福德正神、釋迦佛、玄天上帝、關聖帝君、保生大帝、三山國王、神農大帝、清水祖師、三官大帝、開台聖王、開漳聖王、城隍、太子爺、玉皇上帝、神農大帝、媽祖等神明，都是從中國大陸傳過來的 [4] 。供奉這些神明的廟宇、建築樣式、內部擺設、祭祀方式，也都是從大陸傳來。其他衣食住、民間工藝、冠婚葬祭、婚姻家族、歲時節俗，人文社會各方面，都與中原文化脫不了關係 [5] 。
清朝對台的隔離政策是一緊一鬆
台灣的地理和人文與大陸是連續的，但是統治者一直採取切斷的隔離政策。
清朝統治台灣212年，因為幅員廣大，對太平洋上的孤島台灣，幾次發出禁令，禁止百姓渡海到台灣，採取消極的防犯政策。清朝對地方官採取輪調制，赴台的官吏任期3年，任期屆滿即回大陸，有時並禁止家族同行。駐屯台灣各地的陸軍水師總數約1萬人，每隔3年即調動，並禁止在台灣當地募兵，以防久駐台灣而土著化，與台民勾結叛亂。事實上，清朝自康熙至光緒，自天地會以下，反抗清政府的戰事約有40次，所謂「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抗爭甚為洶湧，這也表示居住台灣的人生命力特別強。
清初康熙23年（1684年）頒下渡台禁令三條：一、欲渡台者，先得原籍地方同意，經過「分巡台廈兵備道」審查，再依「台灣海防同知」審驗批准；潛渡者嚴處。二、渡台者不准攜帶家眷，已經渡台者亦不得招致家眷。三、粵地常常是海盜巢窟，因積習未脫，禁廣東人渡台。康熙58年（1719年）再下禁令，「往台灣之人，必由地方官給照，單身遊民無照偷渡者，嚴行禁止。若有違犯，兵民分別治罪，哨船偷帶者，該管專轄各官，分別議處」 [6] 。
當時台灣土壤肥沃，日漸開拓，閩粵山多田少，地瘠人稠，居民為了生活多向海上謀生，有的乘舟橫渡台灣海峽，到台灣島「新天地」開拓，清朝阻止不了偷渡。這表示政治力是無法阻止經濟力，利之所趨，人必趨之。因此清朝對移民台灣，雖然重複發令禁止，但也不得不一再改採放鬆的政策。
本來台灣比日本經濟富裕進步
在日本統治之前，台灣在全中國之中是最富庶的，也是比日本繁榮進步。這表示日本殖民統治台灣50年，在於奪取台灣的財富以利日本的「殖產興業」。
依當時的從軍記者松原岩五郎的紀錄，日軍1895年登陸台灣時，看見當時的台灣確實要比日本富庶。「台灣萬物茂盛，動物植物之產多種多樣，高麗、遼東之地根本不能與之相比，其土地有天賦之大富藏……台北府城，人口簇集，有一萬餘戶，市街上家屋，多為二樓建造，絕少像遼東、華北地方之一樓平屋。市中人力車尤多，其數量至少不下兩千。這邊有名的製茶所很多，一家就有七八十名到兩三千名的撰茶婦，忙著精製茶葉。如中西合體式的高樓大廈，此邊尤多…市中一般富庶之模樣，如與華北地方相比，生活程度頗高，如酒店、餐廳、如青樓藝妓，市中到處都有，百貨之潤澤，與遼東營口相比，富庶更高一層。而其富美豪華，有更高幾層之盛觀。財貨金銀之流溢，人民之意氣高昂，且其人民不像遼東地方人民那樣對日軍奉承，各自高傲自滿之氣露出鼻端，視日軍到來如旅行者過來，簡直表示汝等以戰爭取勝，我等以金錢和物產自行生活，又奈我如何，臉色旁若無人，傲慢自大，在市中橫行跨步，毫不忌憚。 [7] 」這名記者在甲午戰爭時，隨日軍到過朝鮮、遼東半島，他所描述的萬華，也是那麼的繁榮，物資豐富，勞工勤勉，而庶民穿著絲、麻編織的豔麗衣裳，身上裝飾金銀珠寶。這表示台灣在日本統治之前，確實是商業鼎盛，比日本富庶的「寶島」。
日本在江戶幕府時代有21次飢饉，30次凶作米荒。1732-33年享保大飢饉，1782-87年天明大飢饉，1833-36年天保大飢饉，以上是有名的三大飢饉。在飢饉的時候，有的村莊有女兒吃餓死的母親，有的村莊40戶大半餓死，媳婦不得已殺自己的孩子吃。有的村莊殺死活口來吃，家裡的蒸籠中有很多死骸或骨頭，還有淹漬或烤燒的人肉，留下的人頭還有38個。如此「食人地獄」在日本東北全體流行，都發生吃人的現象 [8] 。江戶時代農民暴動的件數最多的一年是1866年，而1868-70年農民暴動的件數比天災頻繁的天保年間還多 [9] 。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也至少有三次米荒，即1890年、1897年、1918年，日本因缺糧而米價高漲、發生民眾搶米的「米騷動」。
李登輝的博士論文『台灣農工部門之資本流動』拾日本學者的牙慧說：台灣經濟在日據「1895年以前是停滯的」；但是他又說清朝統治的「200年中，耕作方法更加進步，並隨土壤失去其肥力及新土地逐漸稀少而施用有機肥料，建設小型水利設施及儲水池，以供給旱季種稻所需之水，稻米的品種年年變化，這是避免作物退化之一種方法。」李說台灣的稻米品種已經不斷改進，「在1895年以前在來米品種總計達1679種」 [10] 。但是李登輝卻不談當時日本的農業經濟是如何的保守落後，只斷定台灣經濟在1895年以前是落後的，農業是停滯的，就是說台灣本來是落後停滯的，經過日本50年統治，經濟才有進步，農業才有改進。也許李登輝不甚瞭解，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後，社會經濟是多麼的貧窮落後。
台灣在1868-94年間，外貿總值年平均成長率為8.0％，遠高於中國貿易總值年平均成長率的3.4％ [11] 。1888年訪台的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即認為台灣在當時是中國最進步的一個省份 [12] 。特別是1885年台灣從福建省屬下脫離建省之後，劉銘傳就任第一代台灣巡撫，推行洋務建設，如興建鐵路、鋪設水路電線、購置輪船、創建郵遞制度、興辦軍火工業、創辦新式學堂等一連串進步的建設計畫。所謂「日本把台灣現代化」，邏輯上的陷阱就是設定1895年以前台灣經濟是落後的，李登輝就是這樣掉進日本人所設計的陷阱。
日本明治國家的本質是強盜集團
日本的「明治維新」，其實隱藏著強盜掠奪的背景。
「明治維新」本來稱為「王政復古」，英文稱Meiji Restoration。在此之前，日本是「幕藩體制」，全國各地由幕府與約260藩分治。到了幕府末年，薩摩、長州、土佐等藩沒有前途的下級武士，以「皇國史觀」串連起來，推翻「幕藩體制」組織新政府，以「維新」掩蓋「復古」，演出一部「盜國」劇。
盜國集團以薩摩、長州兩藩組成新政府軍，經過戊辰戰爭（1868-69年）打倒幕府，恢復古代的「天皇親政」，在「尊王」的名目下組織新的中央集權國家，並由這些「盜國」成功的武士，包括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此前三名還被尊稱為「維新三傑」）、榎木武揚、板垣退助、井上馨、山縣有朋、伊藤博文等，佔據國家政府的要津官位。如果「盜國」失敗，或盜國集團內反目鬥爭，就變成「匪寇」了。
這些盜國集團成為中央政府的朝臣（官僚）之後，開始設計奪取日本國內各藩的土地與人民，這就是所謂「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新政府最重要的軍事部門，由薩摩人掌控海軍、長州人控制陸軍，以統治全日本的領土和人民。如此「王政復古」的過程，其實也是強盜集團假借「天皇親政」的名義，以搶奪其他藩國的土地和人民的掠奪行為。因此在日本興起「近代國家」的表象底下，隱藏著下級武士的強盜集團「盜國」的謀略。
強盜集團組織的「明治政府」，在國內先行搶奪其他藩國的土地和人民之後，接著就開始準備對外搶奪。這就是在「明治維新」之後，馬上策劃「征韓」或「征台」的原因。
日本的教科書對於「明治維新」，只宣耀日本國內「富國強兵」、「殖產興業」的部分，而刻意隱藏以武力「搶奪鄰國」、「剝削殖民地」，以繁殖富強的部分。就是說：只宣傳日本帝國「富強」的的革新過程，而隱蔽著背後的那種強盜「掠奪」的特性與本質。因此「王政復古」、「版籍奉還」之後，為什麼要接著「征台」、「征韓」，歷史不能連貫解釋，必須從其「強盜哲學」著手，才能較清晰且完整地掌握日本帝國（皇國）興起的來龍去脈。
其實日本的近代史，從明治維新到1945年戰敗，一直貫穿著準備戰爭、從事戰爭、戰勝掠奪財物；再準備戰爭、再發動戰爭、再戰勝掠奪財物，所以是一部連續的戰爭掠奪史。1941年12月日本膽敢攻擊物資豐富的美國，是因為日本掠奪中國廣大土地的物資為本錢，才能與美國打了4年的太平洋戰爭。
吉田松陰是「強盜哲學」的導師
從幕府末年到明治時期，日本最熱烈的「尊皇」思想家就是吉田松陰。他在1854年的『幽囚錄』就主張，日本要「急修武備，艦略具，略足，則宜開墾蝦夷(北海道)，封建諸侯，趁機奪（俄屬）堪察加半島、鄂霍次克沿海，諭琉球朝覲會同、責朝鮮納質奉貢，北割滿洲之地，南收台灣、呂宋(菲律賓)諸島，漸示進取之勢」 [13] 。
明治的強盜集團恭奉吉田松陰為思想導師，訂定新政府的目標是「富國強兵」：一方面學歐美列強建設強大的軍事力，另一方面學歐美對外侵略，從殖民地的剝削增加財富，這稱為「殖產興業」。
從財政方面來說，日本在明治元年發行「太政官札」的不換紙幣而廢止銀幣，以支付欠缺的軍事費用，但引起嚴重通貨膨脹和金融恐慌，「太政官札」的價值一路下滑。在向西方列國舉債又恐負債累累的情況下，明治初年就有「征韓」或「征台」的國策論爭，日本擱置了「征韓」而先進行「征台」，是從國際情勢判斷「征台」比「征韓」容易。
1874年日本「征台」嘗試切割台灣東部
日本要奪取台灣，從侵台之前的諜報活動就可以窺見其謀略：樺山資紀的『台灣記事』（刺探軍情）、水野遵的『台灣征蕃記』（刺探民情）、上野專一的『台灣視察記』（刺探商情），都記錄了日本事先刺探台灣，為掠奪台灣而做準備。日本出兵台灣，是以1871年琉球人遭台灣原住民殺害為藉口，當時清廷不諳國際法，以「化外之地」、「政教不及」等語搪塞，1874年日本就出兵台灣了。
從1874年「出兵台灣」的經濟算盤來看，日本出兵費用共771萬日圓，清廷給的撫恤只有銀50萬兩＝日幣67萬圓，並不合算。日本沒有取得台灣，先確保琉球的統治權。其後經過20年的準備戰爭，1894年發動甲午戰爭，獲得賠款2億3千萬兩＝日幣3億6千萬圓，日本一下子掠奪四年份的歲收（1894年日本的國家預算是9千萬圓），以及台灣、澎湖的割地。戰敗的中國，為賠款借外債；戰勝的日本，形成第一次產業革命，因此甲午戰爭是中日命運的決定戰。
「殖產興業」也就是「資本主義化」，日本「征台」先取得琉球的統治權，未立刻取得台灣領土，從後來盤算這是比較合算。因為清廷從1874年到1895年，為台灣的洋務投下20年的投資成本，而日本之前未曾對台投資一毛錢，經由馬關條約的「台灣割讓」，日本立即收割清朝20年的投資心血。加上，從1860年台灣開港起，外資勢力在台也有相當的投資利益，這些投資利益，其後全部被日本的強盜集團奪得。
「台灣民主國」為什麼失敗？
日本切割台灣的1895年，正是帝國主義瓜分殖民地的頂峰期。在1870年代非洲被稱為「黑暗大陸」，英國的非洲探險家斯坦萊（Sir Henry M. Stanley）在1878年探險非洲的剛果河流域，透露此地區經濟價值的重要性，從此列強展開分割非洲，經過約20年時間，非洲被帝國主義列強分割完畢，例如文明古國埃及變成英國的殖民地，北非各國變成法國的殖民地。這時列強也侵入太平洋地區，英國佔有北婆羅洲，美國獲得菲律賓與關島，並合併夏威夷。在白人囚犯拓墾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則變成大英帝國的自治領。於是，列強在殖民地投資獲利，鋪設鐵路、建設工場、開發礦山、經營農場等，以各式各樣對殖民地進行龐大投資。到1910年時，英、美、德、法四國佔有世界有價證券約80％的股權。
在這帝國主義瓜分殖民地的頂峰期，日本順著世界列強分食殖民地的潮流，在東亞割取台灣。日本的文化人類學者伊能嘉矩，就是讚嘆斯坦萊的踏查探險非洲，他也親自踏查「台灣土蕃」（原住民）之地，他仿「黑闇非洲」稱為「黑闇台灣」 [14] ，而撰寫他的『台灣踏查日記』。中央研究院院士曹永和說：「伊能嘉矩實在是偉大的台灣學的 pioneer」 [15] 。
在這帝國主義瓜分殖民地的頂峰期，台灣居民為了反抗日本的武力割取台灣而成立「台灣民主國」，竭力呼籲西洋列強出面干涉，但是西歐帝國主義並不關心而出面阻止。因為歐洲列強中，英、法、俄「先進的殖民地大國」，和德、義、奧「後進的殖民地小國」產生對立，日本利用列強的殖民地鬥爭，與英國、法國、俄國、德國個別交涉，宣稱台灣海峽為各國公共的航路不屬於日本專有或管轄，日本政府不會將台灣和澎湖島讓與他國 [16] 。這樣日本在外交上佈置好一切條件，使得西洋列強不得不承認，日本切割台灣為殖民地，這是戰勝國的「戰利品」。
日本的「割台」據為己有，完全是日本以武力恣意的強行，中國當局不願意，台灣的居民也都不願意，因此這等於是強盜行為。強盜以暴力切割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等於是強盜以暴力分離母親與孩子的關係，母親被強索2億3千萬兩的銀子，孩子被強盜抓去寄人籬下奴役。孩子經過強盜50年的教育，從被遺棄的意識，自然的對母親產生疏離感，因為母親一直貧弱無助。
甲午戰爭是日本集結全體國民與中國的北洋軍李鴻章之間的戰爭，戰敗的清朝必須付出約歲收三年份的賠償，因為當時清朝的歲收不到一億兩。5年後的義和團事件，還要支付六年份的賠償，於是陷入財政困窮的困境。相反的，日本從中國掠奪的資金進行第一次產業革命。以賠款的一部分建設八幡製鐵所之後，重工業也發達起來，在日俄戰爭前後達成第二次產業革命。
反抗切割台灣的殖民地戰爭二十年
其實，大陸的中日戰爭，遠不如台灣的殖民地戰爭來得劇烈。甲午戰爭只打了8個月，台灣的殖民地戰爭則從1895年到1915年共打了20年，日本統治期50年的五分之二。日軍在台灣的殖民戰爭戰死的人數，遠比甲午戰爭戰死的人為多。至於台灣同胞慘遭屠殺的總數，約近40萬人 [17] 。
1895年11月3日，樺山資紀總督宣布台灣全島平定，對日武力抗爭終了。但是其後台灣各地的武裝抗日事件不斷，著名的抗日事件達99件 [18]1 。
1902年5月，日本憲警將台灣中部的著名抗日領袖等265名以舉行歸順典禮的名目，通通慘殺。日本步兵三大隊為基幹特別編成的討伐隊，將歸順的林少貓一族以及其部下，包圍在鳳山的後壁林殺害殲滅之後，台灣總督府在台北召開抗日完全鎮壓的祝賀會。日方以為如此大規模殲滅，又把抗日份子的武器全數沒收之後，再也沒有人敢武力抗日了。開慶功會就是宣布台灣的對日武力抗爭終了。但是之後台灣持續有抗日動作，日方不稱為「抗日」，而改稱為「陰謀事件」。
1902年之後，台灣的對日武力抗爭還是持續不斷，特別是受大陸辛亥革命成功的影響，紛紛興起抗日活動。1912年有劉乾的林杞埔事件，黃朝的土庫事件，1913年有李阿齊的關廟事件，沈阿榮在南投地區，張火爐在六甲地區，賴來在台中東勢角，以及羅福星在苗栗地區，被日本通稱為苗栗事件，到了1914年有羅臭頭的六甲事件，1915年有余清芳的吧哖事件。
從1895年到1915年，反抗切割台灣的殖民地戰爭持續了20年。在1915年以後，還是一直不斷地發生抗日事件，日本據台50年，台胞反抗50年 [19] 。
日本分割台灣的第一招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首要施政，在於沒收清朝在台的投資，以及驅逐外資，並隔絕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貿往來關係。
日本佔據台灣時，以為可以驅逐大部分的台灣人回大陸，台灣島變成日本領土，騰空後可以容納日本沒飯吃的多餘人口。日本外相陸奧宗光的治台三原則就是：第一、威壓島民，第二、驅逐台民，第三、獎勵日本人遷台。割台初期日本的產業尚未發達，農村多餘人口很多，日本老百姓都很貧窮，哪有台灣居民的富有。日本貧民如果能遷移居住台灣島，就能解決日本多餘而沒飯吃的人口問題。
為了奪取台灣的這塊肥沃土地，永久而徹底的擁有台灣，日本同意在馬關條約第五條第一項規定，限期2年的驅逐策。原居台灣的中國人，可在1897年5月8日以前選擇去留，即限定二年期間移出台灣；不要移出的台灣殖民地居民，其後生殺與奪之權就操在日本統治者之手。當時台灣的總人口約280萬，而離台回大陸者僅5460人，真是九牛一毛之少 [20] 。給兩年期間，離台者這麼少，真是出乎日本政府意料之外。當時台灣經過清朝200多年統治，開拓者的祖墳已經很多埋在台灣，個人土地財產也在台灣，大部分的人不要回去大陸，回去的多是貪官污吏，剝削騙取民間的錢財然後回去的 [21] 。
日本的隔離政策是徹底的
台灣人不肯移出而留在台灣，日本當局就要嚴格的教訓台灣人成為日本奴才，並嚴格的執行台灣與大陸的「隔離」政策。
1895年9月台灣總督府限制並禁止清國人登陸台灣以及旅行島內，1896年3月開設廈門領事館，管制台灣人與大陸人的來往。1897年1月，台灣總督府以府令第二號公佈「外國行旅券取締規則」，對台灣人的中國渡航採許可制，其後「外國行旅券規則」雖經屢次修改，但都是必須經過嚴格調查和審查。
1900年1月，駐廈門的日本領事開始兼任台灣總督府事務官（其後福州、汕頭的日本領事也都兼任）。廈門領事館的單行法規定，台民抵達廈門後，需將旅券交予領事館，不得隨身攜帶，只有在台日人可免辦旅券。台民赴大陸，必須依「旅券」審查取締，這是配合台灣的警察制度與保甲制度，來嚴格阻止台民赴大陸，特別是對知識份子申請赴大陸，嚴加刁難。台灣文化協會以及台灣民眾黨，雖提倡廢除旅券運動，但是日本當局不予理會 [22] 。
日本當局堅決地執行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隔離政策：1904年9月24日，制定「支那勞動者取締規則」取締來台之大陸工人；1916年9月召開對岸領事會議，依警察事務協定，從台灣派遣警察官到廈門、福州、汕頭、廣州的日本領事館；1917年台灣總督派遣警察特務4人至廈門各地，蒐集在住台灣人的情報資料；1920年3月30日，制定「南部支那領事官裁判之法律」，取締住在華南一帶的台灣人。
日本殖民統治者，在1920年代台灣非武裝抗日時期，也再制定割斷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人員往來，以及取締抗日運動的法規。1921年1月，制定「外國人正式加入結社之件」，禁止台灣人加入外國政事結社；3月制定「南部支那領事官裁判法律」，在福建、廣東、廣西、雲南四省，日本領事第一次預審刑事事件，將刑事事件的初審管轄權移交台灣總督府法院，取締住在華南的台灣籍民；1923年1月制定「有關加入外國之政治結社之件」，禁止台灣籍民加入中國國民黨以及其他政黨；1938年9月16日制定「滿洲國及中華民國渡行證明規則」，限制台灣人到東北及大陸各地 [23] ，也不准許台灣籍民渡航到日本所擁有的大陸開港地。此剝奪「日本國民」的自由渡航權，表示台灣人不能成為「真正的日本國民」。
日本切斷民族連帶的「同化」政策
從第一次大戰末，台灣也受國際潮流影響，逐漸興起反對日本壓榨、歧視殖民地人民的政治社會運動。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國際聯盟等14條和平原則。1919年的巴黎和會，由戰勝國的27國參加，簽訂凡爾賽條約，立場顯明的採對德國報復和對俄國敵視。「國際聯盟」在1920年設立，但戰勝國只顧自國利益，很多和平原則被忽視，「民族自決」的原則並不適用亞洲與非洲的殖民地，只有戰敗的德國、奧地利以及發生革命的俄國，此三大帝國崩潰後的東歐，陸續獲得獨立地位。日本在第一次大戰是戰勝國，因出兵擊敗在山東的德軍，戰後獲得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以及接收德國南太平洋各島領地。戰勝國日本，驕傲得很，怎麼可以允許台灣的「民族自決」呢？
日本為了應付「民族自決」而提出「同化」政策，其目的在抹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性，將台灣人與朝鮮人變成「下等日本人」，絕對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日本的「內地延長」或「同化主義」只是一個幌子，實質是不平等的差別主義。在同化主義的表層下，持續著帝國主義剝奪殖民地資源和歧視台灣島民的政策。
這時期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統治秩序已經確立，為了加速日本對台灣資源的掠奪，以配合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速度，有必要打破內外的隔牆，將日本國內法延長到殖民地，在「政黨政治」的口號下，打破台灣、朝鮮「總督政治」的獨裁專橫，讓日本的三菱、三井等大財閥，更容易進入殖民地搜括。在文化思想上的最大功效，則切斷台民與中華民族淵源流長的連帶。
「同化」之後接著「戰爭總動員」
日本在1920年代的「內地延長」或「同化」政策的詭計，剛好可以和1930年代以後的「皇民化」運動銜接起來，將台灣島民驅趕到日本戰爭體制的深淵中。「同化」說穿來是「戰爭總動員」的前提。特別是美國所引起的世界經濟恐慌，席捲了後進資本主義國，日本加緊軍國主義化，大舉侵略東亞。
美國在第一次大戰為戰爭獲利者，獲得龐大的利益進入「黃金的20年代」，但是到了1929年10月，大債權國的美國一下子撤走對外投資，引起歐洲各國的經濟恐慌，世界的工業生產力降低，貿易下降，除了採「計畫經濟」的蘇聯外，各國的經濟都大大衰退。在經濟極端惡化當中，美國開始以政治力積極介入經濟市場，這就是老羅斯福總統所採取的「新政策」（New Deal），利用公共投資來吸收失業者和剩餘物資。此舉打破資本主義的原則是政治不介入經濟的神話。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形成英鎊圈、法郎圈等排他性經濟圈，以加強保護貿易來對應。後進的資本主義國：德國、義大利、日本，為了應付經濟危機，對內採取獨裁統治的法西斯體制，並為加強侵略鄰國而形成「戰爭總動員」體制。
日本為每戰必得「戰利品」所迷惑，一直窮追戰爭利益。1931年發動瀋陽事變，1937年盧溝橋事變，而進入第二次中日全面戰爭，1941年偷襲真珠港而挑起太平洋戰爭。中日戰爭是日本出兵到中國領土侵略，不是中國軍到日本領土打仗，這是百分之百的侵略戰爭。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台灣人被戰爭動員為台籍日本兵或軍伕者達207,183人（軍人80,433人，軍伕126,750人） [24] ，至於高砂義勇隊約4、5千人，台灣慰安婦不知其數，日本至今不肯公布正確的數目。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七七事變前後，台灣殖民地也逐漸的編入日本的國家總動員體制之中。戰時總動員體制期也有人稱為「昭和法西斯時代」，天皇又派遣武官總督治理台灣，所有組織都被禁止，是日治時代最黑暗的時代 [25] 。
1936年9月海軍大將小林躋造就任總督，武官總督制復活，總督的立法權(律令制定權)保留，匪徒刑罰令等惡法存續，台灣人組織政黨的參政權完全被剝奪。台灣人沒有當局長、縣長的。264個鄉鎮，台灣人鄉長只有3人；1099個國小，台灣人校長（包括代理校長）只有6人。社會上日本人（內地人）與島民的差別待遇嚴然存在，台灣人的物資配給量，遠不如日本人的一半。
日本「經濟開發」的目的在「經濟榨取」
理論上，經濟榨取是「殖民地主義」，經濟開發就是所謂「現代化」。
依「後藤新平傳」對殖民地收益的計算，日本領有台灣的最初七年間，所累計的經濟利益就很龐大。台灣新領土對母國日本的移出入貿易額的利益是1335萬（日）圓，加上樟腦專賣的利益185萬圓，母國日本國民獲得的利益為1520萬圓。如果扣除當時對台灣的國庫補助金總額2731萬圓，投下資本的利益回收率實達5成5分。假如把台灣經營看做是一個商業公司，創立以來七年就可以獲得一年5成5分的純利 [26] 。
在這最初七年是台灣的殖民地武裝抗日最劇烈的時期，也是日本軍事警察的治安費最多的時期。而且日本的對台投資，有一筆是從中國的賠款3億6千萬圓中支出1200萬圓為台灣經營費 [27] 。另外，日本在台實施鴉片專賣所獲得的龐大利益，還故意遺漏不算在內。可見日本對台殖民統治的經濟利益是如何的誘人。
其實，日本對台灣殖民地的經濟掠奪是從金礦開始。早在1896年日本的藤田組就獲得金瓜石、瑞芳等礦山的開採權；1897年發現牡丹坑金山，就由木村組獲得開採權，都由台灣銀行供給資金收購產金，在1902年賣給台灣銀行的金額達100萬圓之譜。台灣產金與朝鮮產金，對日本金本位制的支持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他地租、海關稅、鴉片收入、樟腦收入、食鹽收入、糖、米、茶的生產移出利潤，這些利益支持日本的資本主義化。
世界各國的殖民地統治剝削，都是從金融支配、土地支配、鐵路支配著手，日本帝國的台灣殖民地經濟剝削也不例外。首先是金融支配：1897年在台灣設立特殊金融機關台灣銀行，以便驅逐外國銀行與洋行，並將台灣金融編入日本通貨圈內，以便汲取台灣殖民地的利潤；其次是土地支配：從1898進行土地調查，以及土地買賣制的整頓，這是為搶奪民間土地和增收地租為目的，再加上專賣收入的擴增，在日俄戰爭時期台灣已達財政獨立；第三是交通支配：交通是「侵略的尖兵」，興建縱貫鐵路，建設基隆港的目的，在於切斷台灣經濟北、中、南分別與大陸對岸貿易連結的關係，將北部的茶葉、中部的稻米、南部的製糖，以縱貫鐵路統一市場編入日本經濟圈內，從基隆港輸送台灣資源到日本。
日據時期對台灣殖民地的剝削，總督府官方事業的收入增多，正表示台胞本身所經營的產業無足輕重。台灣人的稅賦，遠比日本人為重，當時日本內地人民的各種稅總和一人負擔3圓34錢3厘，台灣居民要比日本人民多負擔1圓11錢1厘 [28]，就是比法國殖民地的印度人民還多負擔2圓37錢4厘。台胞對於台灣總督府的財政收支全無過問之權。在殖民地時代，台灣的稅收對台灣的種種建設，設計目的在有利於日本壟斷資本（特別是日資糖業）的原料供應和商品銷售，這反映了日據時代台灣產業高度的殖民地性。
日本殖民統治者以法令阻止台灣「民族資本」的抬頭，讓日本壟斷資本在台任意宰割，這樣的施政能稱為台灣的「現代化」嗎？證諸台灣到1941年時，資金20萬圓以上的股份公司，91.1％由日本資本所佔，台灣人資本僅僅佔8.3％ [29] ，日據時期不許台灣的「民族資本」成長，怎麼可以為日本統治幫腔說話？
台灣賦稅的使用情形，以台灣總督府的民政費來說，當初約半數用於警察費，換句話說，這是台灣人出錢換取嚴密的警察監控。台胞所付稅額比日本人為多，但是中等以上的學校大多是日本人就讀。台灣在殖民地體制下如此「不平等」、「不民主」，又怎麼可以歌頌日據時代台灣的「公平正義」呢？
後藤新平是日本膨脹主義者
有人歌頌殖民統治者後藤新平是「台灣現代化奠基者」？但是從後藤新平與日本「鴉片王」二反長音藏的鴉片謀略，可以瞭解兒玉、後藤的台灣統治手法是高明的詐財術，其鴉片詐財從台灣推展到中國大陸。利用鴉片詐財增加財政收入，用騙殺的方式殺戮抗日份子，用功名利祿誘導辜顯榮，甚至以援助革命的騙局策謀佔據福建廈門，這些騙局又怎麼可以歌頌呢？
他的所謂「生物學政治」，就是把台灣島民如動物般看待，分為馴羊與野獸，馴羊則留下割取羊毛，野獸則設計捕殺或進行實驗。日本關東軍七三一部隊在中國東北的活體實驗，也就是這個科學實驗的延續，真是不人道之極。不把人當人，以暴力掠奪台灣的資源，稱為「開發」。所謂「治安確立」的內涵，就是騙殺抗日台胞，所謂「經濟發展」的內容，就是任由日本財閥掠奪台灣資源。今日還有人歌頌兒玉、後藤經營台灣殖民地的「成功」，也表示兒玉、後藤詐財術的成功。
後藤新平是最典型的「日本民族優越論者」、『日本膨脹論者』。他說：日本民族是膨脹國民。向世界雄飛的思想、膨脹發展的思想，是歷代天皇的大御心，湧進日本民族全體的血管中脈動。日本是貧乏的，財富的程度、物質生產力，遙不及西洋。但我等對台灣、滿洲、朝鮮等的拓殖經營成績，已不下於任何國家，而有施行文明政策的能力和信心。日本民族有可驚嘆的生生發展力，是一個同化進取的國民，在這世界上沒有民族可以跟日本匹敵。如此特絕的民族精神，就是所謂大和魂，日本膨脹論的核心在此 [30] 。如果你好好地拜讀後藤新平的『日本膨脹論』，恐怕你就會躊躇於說出他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吧！
後藤又很喜歡搞「權謀外交」，但是他的權謀並未帶給日本人幸福。1909年伊藤博文視察「滿洲」，並經由後藤斡旋去與俄國財政相柯克甫佐夫會談，10月26日伊藤到達哈爾賓車站時，被朝鮮獨立運動家安重根所暗殺。後藤在1916年從內相轉為外相，1917年推行西伯利亞出兵，1918年第一次大戰後提倡「新舊大陸對峙論」，遊說日本與歐洲列強結合，以對抗新大陸的美國。這種主張，播下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加入德意日三國同盟，向美國開戰而戰敗亡國的種子。如果說後藤新平是「台灣人殖民地劣根性」的奠基者，恐怕比較有意思吧！
「基礎工程」在掩飾「殖民地整編」
日本統治時期的歷史文獻，絕大多數是日本統治者授意編撰的，因此日本史料的記載，都從日本帝國的立場，視台灣如非洲為未開發的殖民地，一概稱台灣住民為「土人」，以及日本如何為台灣「土人」建設基礎工程。今日台灣的學界，也有不少人模仿日本人的口吻說，日據時期是「基礎工程」的推展，這不是在羞辱台灣正像非洲殖民地那樣的落後嗎？
日本人的論述，起碼還說這是「日本殖民地的基礎工程」，然而今日台灣的學術界，甚至有人更進一步讚美「這是台灣現代化的基礎工程」，這不是表示台灣人真是沒用的「土人」，台灣的「現代化」或「資本主義化」，還要靠日本人來促成，怎麼還敢奢言「台灣的主體性」呢？
台灣與非洲不同，在劉銘傳時代就有清賦事業、築造砲台、縱貫鐵路的著手修建等相當多的投資，就是日本學者伊能嘉矩的『台灣文化誌』或東嘉生的『台灣經濟史研究』，也都有相當的論述，只是他們將清朝統治定位為「封建時代」，日本統治列為「資本主義時代」 [31] 。因此，日本在台灣的初期施政，應該是「殖民地的整編」，不要模仿日本人說是「基礎工程」的建設。
日本在二次大戰總體戰體制下，在台推行南進基地化的「軍需工業」，台灣還是沒有重工業、肥料工業、紡織工業的基礎工業。很多經濟學者說，在日據時期的1939年，台灣的工業生產已經超過農業生產，這有必要推敲此「工業生產」增值的內涵。1939年台灣的氣候風調雨順，甘蔗生產大增，以致砂糖生產量從1938年的1650萬擔躍升為1939年的2365萬擔，暴增了44％ [32] ，加上砂糖的市場價格上升，使得台灣製糖業創下大幅增加生產的記錄 [33] 。這只說明台灣寶島的農產豐收，農產加工業的一時盛衰而已，其後砂糖生產量和工業生產值不就掉下來了嗎？
在日本帝國的殖民地統治大前提下，台灣的資本主義化是「殖民地型資本主義化」，台灣的工業化是「殖民地型工業化」。日據時期台灣經濟是「殖民地型」的，一切為日本的「資本主義化」、「工業化」奉獻，何必以「現代化」美化呢？
將「殖民地經營」稱為「現代化」
在2005年新版的『正傳‧後藤新平』（台灣時代）的書帶，有李登輝的推薦詞說：「後藤新平的台灣統治不是為榨取的殖民地化，而是分給台灣文明」。日本的殖民地經營，真的給「蠻荒之地」的台灣帶來了「文明」嗎？其實，當時的日本社會是比台灣更窮、更野蠻，日本汲取殖民地的財富之後，才漸漸富強起來的。
二次大戰後從殖民地脫離，宣稱「獨立」而追求經濟建設的所謂「開發中國家」（其實這是「落後國家」的代名詞），美國學者越俎代地從「反共」的世界戰略上，替這些國家擬定往「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方向轉變。例如，費正清、賴謝和等著的『東亞現代的改變』，將日本現代轉變的過程與中國和東南亞各國比較，而獲得日本「現代化」的結論 [34] 。
這種理論其實是美國對落後國家的「開發」失敗而來。二次大戰後，美國負起了落後國家「開發」的使命，要促使落後地區「產業化」。美國以為落後國家的「開發」，在於缺乏有形無形的資本，只要投下大量的資金與技術，與落後國家豐富的勞力結合，即可以發展其經濟，促使其「產業化」。然而，儘管大量的美援或投資，並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這些國家並未能經濟持續發展。美國學者才認知，光靠資本、技術、勞力等生產因素，還是不可能使落後國家經濟發展。除了經濟因素之外，還必須考慮到文化、傳統等非經濟因素，這就是美國1960年代「現代化論」的起源。從此，對落後國家的「開發」理論，就從以前的專注經濟理論，擴展為多面向而迂迴性的地域研究。除了經濟學者之外，加上政治學者、社會學者、歷史學者、文化人類學者等，學際合作的共同研究。
於是，美國學者設定「傳統社會」(traditional society)和「現代社會」(modern society)，或「前資本主義社會」(pre-capitalist society)和「資本主義社會」(capitalist society)的兩個概念。認為人類社會發展，是從傳統社會(前資本主義社會)到現代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轉移，這個過程就是「現代化」。
當然，這「現代化」論是以歐美為主軸的世界史觀。認定近500年來人類文明的進步，是以歐美為中心。因為不論技術的進步，在農業革命、產業革命、資訊革命等各方面，歐美都領先全世界，讓人類的多數在人口保健、衛生、交通、通訊、搜尋等廣泛的領域，享受「文明」的生活。但是歐美享受「文明」的生活，與歐美列強從事戰爭、搶奪殖民地資源，其間的因果關係往往被矇蔽。例如2003年美國在沒有得到聯合國的同意下攻打伊拉克，破壞世界四大古文明國之一的遺跡，殺戮無數的伊拉克人民。美國說，戰爭會帶給伊拉克人民「民主化」，但是明眼的國際戰略家，看得出美國是為掌控國際的石油市場。
美國學者讚美日本「現代化」成功，認為日本的「現代化」或「資本主義化」，能成為落後國家「現代化」的典範。但事實上，日本的「現代化」是建立在軍國主義的體制上，對內是以「皇民史觀」為基礎的絕對主義天皇制，對外是向台灣、朝鮮、中國大陸、東南亞侵略，剝削殖民地而累積本國資本的。現代的所謂「開發中國家」的處境，對內不可能以絕對主義的方式儲蓄資本，對外更不可能像日本近代以來那樣，發動戰爭、經營殖民地，以進行工業化、資本主義化。日本的「現代化」經驗，永遠不可能成為落後國家的模範。
可以用「終戰」替代台灣「光復」嗎？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不斷的從事戰爭，都是日軍到外地侵略，掠奪他人的財物自肥。日本明的暗的對外侵略都沒有失敗過，但是1945年日本的戰敗投降、美軍佔領，對日本人來說，真是情何以堪？因此日本人不喜歡稱「敗戰」，日本公文書和新聞媒體，都改稱為「終戰」，以戰爭終了掩飾戰敗投降的難堪。
日本近現代史以1945年8月15日為界，存在著很大的斷層，這是價值體系的大轉變。在8‧15以前，日本是軍國主義和天皇絕對主義，日本國民受苦受難，一直在戰爭煎熬下過日子。8‧15以後，日本是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時代，憲法規定「放棄戰爭」，防止日本裝備核武，限制日本政府派兵海外，日本男子不必被迫當兵，隨著經濟高度成長，日本國民享受有史以來最富有和最有福利的日子。
歷史本來是綿延不絕的，但是歷史沒有斷層也就沒有躍進了。
「台灣光復」也是一個歷史上的大斷層。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無條件投降之日，到10月25日中國戰區台灣區受降典禮在公會堂（後改稱中山堂）舉行，台灣在法制上才從日本帝國的殖民地移交出來，所以稱為「台灣光復」。
從日本投降到台灣光復的二個多月期間，台灣還是由日本末代總督安藤利吉治理，包括制止辜振甫等參加日軍參謀的台灣獨立計畫、公布廢止企業許可令、解散各種管制公司、封鎖日本殖民地銀行和國外銀行以及戰時特別機構，准許台灣銀行、台灣拓殖會社繼續營業，到台灣光復接收為止。台灣真正的完全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是在10月25日，台灣總督安藤利吉代表日方遞呈降書之日。
台灣人除了極少數充當日本下級官吏或類似日本「狗腿」的人之外，大部分的人都慶幸台灣的「光復」。因為台灣人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不必再當日本的「二等國民」，受日本的欺壓、糟蹋與剝削。況且日本統治時期一直有戰爭，戰爭若持續下去，不是餓死就是被炸死，日本投降的消息，就好像福音、命撿回來，而且想像中的祖國是既崇高又偉大，回歸祖國的懷抱可是台灣人民50年來的願望，到處充滿著喜氣洋洋的氣氛。
台灣人原本很高興回到祖國懷抱，也很歡迎國民政府，沒想到國民黨接收人員亂來，貪污腐敗，把從前台灣總督的惡政，如專賣制度、戰爭體制，繼續施行下來，台灣人認為「狗去豬來」（日本狗去中國豬來），沒有變天的感覺，還是不能當家作主。國民黨政府的高等教育，雖然沒有像日本殖民地時期歧視台灣人，但是國民黨政府的高官任用，卻排斥台灣人。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蔣政權開了殺戒，國府流亡台灣之後，台灣社會瀰漫了濫捕濫殺的白色恐怖，「台灣光復」的喜悅從此黯淡了下來。
但是歷史總不能以日本人的「終戰」取代台灣「光復」呀！日本投降的1945年，台灣的個人國民所得約為90美元；國民黨政府下台的2000年，個人國民所得超過12000美\元，這裡可以窺見台灣歷史的斷層和飛躍。
日本統治與國民黨統治的連續性
到底日本統治與國民黨統治有什麼連續性？換言之，日本的殖民統治在戰後留給國民黨什麼？國共內戰失敗的蔣家政權1949年流亡台灣以後，繼承了日本的三惡政治：第一反共、第二人治、第三獨裁。
第一反共：蔣介石早年留學日本，學的是日本的軍事。日本的軍國主義這一套，深深地影響蔣介石的思想，讓他篤信武力又好戰。戰後台灣人希望和平，但是蔣介石率領國軍打內戰，台灣的一切資源都被用在打內戰上。
日本的軍國主義是以維護「皇國」為基本，日本若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天皇制就不保了，因之日本軍人是世界上最最反共的。日本軍國主義的「反共」，與蔣介石的「反共」精神，一拍即合，因為老蔣深受日本軍國主義的薰陶。
日本戰敗之後，殖民地台灣、澎湖列島等，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日本投降文書的國際協定，由中華民國接收而完成接收程序，一旦有緩急之大事，台灣可以成為避難之地。蔣介石領導的國共內戰漸趨激烈，當1949年蔣軍兵敗如山倒，共軍將要渡海統一台灣時，日本就暗中密派「白團」協助蔣軍保衛台灣。白團是以「報恩」與「反共」為藉口秘密協助蔣軍，但骨子裡暗藏日本分割台灣與大陸的策略。由舊日本軍人所秘密組成的白團，在台灣面臨共軍進攻的重大危機（194952年）時，以日本慣用的欺敵戰術，技巧性地防衛住台灣的外島，阻止共軍的進攻台灣本島。此日本軍事顧問團，從1949年11月起在台15年之久，除了防禦共軍來襲之外，並將日據時期台灣的戰爭動員體制，傳授給蔣政權複製，完成國府時代的「反共堡壘」體制。
這是日本切斷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謀略，因為日本在戰後一時期受盟軍(GHQ) 託管，白團援助蔣軍的軍事活動，在國際上屬於違法行為，如果沒有日本政府暗中掩護，舊日本軍人的國際違法性，怎麼能瞞天過海呢？
國府的「反共」政策，也是以「動員戡亂」的名目厲行嚴刑峻法。依1949年的「懲治叛亂條例」，以及1950年的「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別說偷渡大陸或從大陸偷渡來台，甚至被懷疑跟大陸有任何郵件、電報、印刷品等來往，或閱讀大陸作家文學作品的讀書會，都被認定為「共黨」匪諜、叛亂犯，判處極刑。
從此，國民黨政府在台統治50年，都採取台灣與大陸的隔離政策；到了2000年換了民進黨執政，還是繼續採取與大陸隔離的「反共」政策。現代的年輕人，真的不知道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到底有什麼不好？何況中國大陸正在和平崛起。
第二人治：日本的殖民統治，只專注於汲取台灣的寶貴資源供給母國日本，其最大的罪過，在於不肯培養台灣人的高級技術管理人員，只有歧視和奴役台灣本島人。台灣人沒有一個人當過總督府的局長或地方的縣長，台灣人沒有一個當大公司的經理職位。台灣籍管理人才，不論是行政管理人才或企業管理人才，都完全欠缺，才讓蔣介石任命「知日」的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又帶領福建省政府時代的班底來治理台灣。1949年底國府遷移台灣前後，改由蔣家政權的家臣管理台灣。
日本統治的50年間，雖然也採取「法治」的形式，但這是「殖民地法」，依殖民地官員所訂的法規統治。這種「法治」，其實是殖民地官員的「人治」。台灣光復後，國民黨政權如法炮製，也採取「法治」的形式，就是白色恐怖的槍決案都有洋洋灑灑的「判決書」。但是「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壓頂，肅清政治的反對派，由蔣家的親信「人治」。2000年政權輪替之後，阿扁政權不但不能拂拭「人治」的弊病，甚至給人變本加厲的形像。
第三獨裁：戰後的國民黨政權，繼承了太多的日本殖民地統治的遺產。其中台灣總督的獨裁制最為顯眼：總督掌握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的大權，享有廣泛的獨裁權力，讓國民黨政府繼承照單沿襲下來。在中華民國憲法的幌子下，國民黨政府的總統，以「黨國一體」的體制，實際掌握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軍事、情治各方面的的大權，享有廣泛的獨裁權力。到了李登輝時代，雖然經過六次修憲，總統改為公民直選，但是總統的獨裁權力不見縮水。政權輪替之後的阿扁政權，雖欲獨攬大權，但總統的威信漸失，恐怕時不我予。
日本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的三惡政治：反共、人治、獨裁，在光復後的台灣繼續存在著。台灣的三惡政治，至今只有「獨裁」比較改善，但是「反共」政策一直持續不懈，「三不政策」的隔離，仍然試圖切斷台灣與大陸的連續性。
台灣百年來的歷史有斷層但是還是有連續，「人為」切隔的斷層，恐怕很難切斷台灣與大陸「自然」連續的關係。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