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日本襲擊珍珠港，事變發生後，美國政府對於日本膽敢攻擊珍珠港感到費解，因而委託了一位美國人類學者潘乃德(Ruth Benedict)，研究日本的民族性，她1923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並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在該大學擔任講師、副教授、教授，講授人類學，她的研究方法就是從心理學的背景把握不同的文化。她受美國政府委託研究之後，就以旅居美國的日本人作為研究對象，考究日本的文化樣式，寫成了一本書，這就是『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 the Sword)的由來。
「菊花」代表天皇制，「劍」象徵武士道
她是從文化的層面，就日本人與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做比較，來論述日本的民族性。「菊花」是日本的國花，它代表天皇制，也代表一種藝術的纖細；「劍」是用來殺人的，是攻擊的道具，象徵武士道的殘酷。菊花是日本文化的精髓，日本人往往用看不見的細鐵綠圈將菊花固定著，使其不能隨意晃動，就像每一個人在一個崗位上做事，其身分就在圈套上被固定起來那樣。自然的「菊花」，加上人工的裝飾，是日本文化的特色；日本人所以喜好盆栽、插花、庭院花園、假山假水，這些都是日本文化的典型。
「菊花與劍」這本書所取材的資料，沒有條理，並未加以仔細的推敲與檢討。這些資料，包括江戶時代（即德川幕府時代）、明治時代以及昭和時代初期，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上具有何種意義，作者並未加以檢討。換言之，潘乃德是人類學者，缺乏歷史的觀點，缺乏歷史的展望，忽略了日本人性格在歷史上有何變遷的探討，難怪是一種考古的方法。另外，她還談到日本人的平均性格，但是用「平均」兩字也有問題，因日本人散佈在各種階層，如何將各階層身分、職業不同的人加以平均呢？其實，日本社會的上層與下層都不怎麼在乎羞恥之心，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本來就缺乏歷史的觀點，也欠缺階級的觀念，他們所關心的並不是在什麼時代誰做了哪些事，而只是關心那時代的東西遺留到現在的事實，因此考古就缺乏歷史的分析。這本書等於是拿日本的墓碑來論日本文化，研究的是死亡的日本，過去的日本，故可以無視日本的歷史發展。
「恥的文化」與「罪的文化」
「菊花與劍」這本書有一個重要的論點值得推敲，即認定日本的文化是「恥的文化」，西洋的文化是「罪的文化」。她從各方面的資料研究，認為日本的道德標準是決定於「恥」字，恥就是感到恥辱，也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謂的「面子」問題，它有一種外在的強制力，日本人在有他人看見的地方才會產生「恥」的意識，因而在人家看不到的地方就會為非作歹，日本男人到了國外觀光，經常會做出一些不名譽的勾當，所以「恥辱感」才是形成日本文化的原動力。
她說西洋文化的原動力是「罪」，依基督教的思想，人一生下來就有罪，就是所謂的「原罪」；因而有耶穌為眾人贖罪，而被釘在十字架之舉，其道德基礎在於「罪惡感」，不論身旁是否有他人知曉，都有一種罪惡的感受，因此西洋人需不時的禱告懺悔。
「罪」意識是否比「恥」意識優越？
潘乃德的觀點是站在西洋文化優越論出發的，即西方文化較東方文化優越；但平實而論，在社會倫理方面，「罪」的意識是否比「恥」的意識優越呢？答案是並不見得吧！
有罪必受懲罰，恐懼懲罰支撐著罪的意識，故懲罰與恥的意識相當，這也是外在的強制力，而不是出自於內心的，因而罪的文化與恥的文化無分軒輊。西洋有“shame on you”「你真羞恥」的話，台灣也有「你真見笑」的諷刺語；另外，中國和日本都有「天罪」、「神罰」之說，做了大錯是要遭天譴的，因此在恥的文化中隱含有罪的意識。
西洋人的罪意識是從基督教的原罪思想而來，可以用懺悔去贖罪，甚至用捐款買「贖罪券」抵消；然而，日本或東洋的罪意識是「污名」，必須褉淨(purification)去除污，像西洋式的「懺悔」(告白)可能更加污穢化。佛教哲學的根本在「煩惱」，「煩惱」的意識更甚於「罪」。人的內心存在種種慾望就是煩惱，要如何從煩惱解脫，比起贖罪意義更深刻，更是內心的癥結而不是外在的問題。
台灣的殖民地文化，也傳播了日本式「恥的文化」。奈何現在台灣的政治領導人，在百萬人唾棄的狀態下，「不知恥」的程度遠超過現代日本人所謂「破廉恥」的境界。完全喪失了「良心」，沒有「罪惡感」，也沒有「恥的感覺」，但是他內心的「煩惱」總是無法解脫啊！